心想(2 / 2)
恶之花也成了塑料花,在货柜上光彩耀目。我们眼睁睁地看到,文本在繁荣的声势中高速空转,越来越与人们的心灵绝缘,越来越远离人。
在这个时候,没有什么运动出来捍卫人道与人权。
九
在电子传媒诞生以前,同样也有劣质文化,比如八股和台阁体。那时候的文化垃圾也肯定是文坛里的多数,只是被时间淘汰,大多退出了我们的视野。同样的道理,优秀的作品,健康而充满生机的作品,在电子传媒中也同样存在,而且永远会存在。人们无须夸大现实的灾情过于忧心忡忡。
不同点在于,工业化以前的文化,对于多数人来说是一种自给自足的、或半自给自足的状态。他们质朴少文,无缘文墨,经常被拒于文人圈之外,连看一场戏也如同稀罕的节日,很难有文化虚肿或者撑死胀死。因此,他们亲历多于虚言,实践多于理论,生命本原多于文化规限。他们生动活泼的民歌、民谚、民风、民俗,给人一种精神野生物保留区的景象。
不难看出,这种民间文化与工业化时代的市民文化不是一回事。市民文化缺少自然的底蕴,是在水泥和塑料的环境里长出来的,追随着报纸和电视广播的时尚,是潮流、组织、技术力量的外来强加,一招一式一娇一嗔都透出名牌味和明星味,多见文饰造作和跟风多变的特点。尽管如此,随着电子传媒的发达,民间文化正在受到这种市民文化强有力的感染、瓦解以及排挤,正在成为珍稀物种,需要人类学家和博物部门的保护。
电子传媒是整个文化工业的主机。它是这样一种东西:容量十分巨大,拼命向创作者榨取心血。如果心血不够(也许有个恒量)就只好掺水假冒。它的产量也太高,所造成的文化过剩超过了社会正常需求(也许这里又有个恒量),形成了对人心高强度干预,形成一种压迫。如果人们缺乏相应的消化能力,缺乏自控和自净的有效机制,人与文的良性互动结构就可能破坏,类似于其他事物失去了阴阳平衡、正负平衡或ph值平衡。可惜的是,直到最近,电子传媒还没有露出医生的面容,对人们经常提出节食的劝告。恰恰相反,它不断鼓励消费,鼓励文化的暴饮暴食。它解除了文字对文化的囚禁,把识字和不识字的人统统吸引到它的面前,纳入一体化的文化格局。它全天候工作,多样式综合,以几个甚至几十个频道的天网恢恢,把很多人的闲暇几乎一网打尽,对他们给予势不可挡的声色轰炸和视听淹没。
一个人在电视机前很容易感到乏味。一部关于非洲饥民的杰出电视片,最初还可能使观众震惊,但日复一日地播放大同小异地重复以后,唯一的结果只能是人们在熟视无睹中麻木不仁,兴味索然,同情心逐渐泯灭。揭示就是这样最终导致了遮蔽。波黑战乱,“文革”暴行,红军长征,地震和“挑战者”号爆炸,都成了一些电视事件,一些同肥皂剧混同一片的视听消费,最终让观众一边打哈欠一边乜斜着眼睛漠视。
一个人在电视机前也很容易感到无力。他现在不是面对一个村庄或一个公国,即使遇到对抗也容易保持自信。他现在凭借一方荧屏已加入了地球村,深深陷入了无限广大和纷纭的现实,面对着一个个他很难阻挡和动摇分毫的潮流。电视看多了,人的个性空间相对缩小。电视迷最容易习惯自己对于世界的观众身份,成为一个庞杂信息的垃圾桶,成为一具生命元气过多磨损和耗散的空壳,失去对现实做出积极反应和抗争的勇气。都市“文明病”中的疲惫、冷漠、耗竭感、挫折感,后面常常都有一块忘记关机的白花花的电视荧屏。
最后,乏味之后,无力之后,人们还可能接受电子传媒对自己的重新定型。一部《秋菊打官司》,使“有个说法”很快成为大众习语。一部《爱你没商量》,使“没商量”也在几周之内成了使用频率最高的用词。人们就是这样交出了自己的语言。在美国片《浮华世家》之后,全球数以千万计的妇女也急忙忙交出自己的服装、发型乃至发色,一切都照剧中主人公的做派重新开始。人们还经常轻易交出自己的政治观念(比方爱上美国体制),艺术趣味(比方爱上流行歌星),乃至性——在西方的一些学校里,当同性恋成为影视热门题材之后,当某个明星的同性恋经历被电视炒开之后,曾经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学生在调查中振振有词拍胸脯,承认自己是双性恋或者同性恋——但生理学的研究和统计证明,这个比例一般不可能超过百分之三。
在这里,同性恋已经不是人的自然,是文化影响和强制的结果。
十
有些人曾经抱怨,当今好些文化人不用心来写作,只用手来写作。现在请想一想:如果让那高达百分之三十的学生来写作,即便他们全是用想法来表现活法,他们能写出怎样的真实?如果他们的同性恋确有其事,这样的真实算不算真实?
技术染指生命,正在淡出“非自然”的阶段,迈入“造自然”的坦途。生物技术正在用鱼和植物的基因混合,造出了抗冻的新土豆和新烟草。在这个十年结束之前,可能破译出生命的基因密码。在不久的将来,工业将造出新的鲜花,新的树林,新的老鼠和新的狗,新的男人和女人甚至非男非女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人。到那个时候,你能说它不是自然?
同样道理,当电子传媒塑造出人们新的同性恋、新的痛苦和欢愉、新的斗殴和漂泊、新的经历和立场,到了那时候,你能说这些不是人生的真实?
仿生人,工业的某种最高级作品,工业逻辑的必然指向和最终梦想——几乎同真人一模一样,大脑同样发达,甚至也有情感,只是不再来自母胎,不再来自血肉和情爱,不再有人的全部丰富性——他们(它们?)是可以成批成套产出的制品。就是在去年,一九九三年,《纽约时报》轰动性地报道美国两个科学家,j·霍尔和r·斯蒂尔曼在实验室里利用胚胎细胞分离,成功地复制出了四十八个新的人类胚胎,其中有两个居然成功地活了几天。高科技的新人种正在叩响历史的大门,教廷,政府,伦理学教授,贫民区的母亲,都为此不安和恐慌。但他们还未意识到,仿生人的诞生不仅仅出现在实验室,也在其他地方悄悄进行。比如那些政治专制和商业专制的语言暴力,正在谋杀人心,正在批量生产出空洞的目光、呆滞的表情、对一切随波逐流无动于衷缺肝缺肺的物质化存在,其人生永远只有权势和时尚这唯一的向度。在那些人的脸上,不是分明呈现出仿生人的近似面目?
十一
没有一成不变的人性。人是不断变化演进的。人在很久以前可能有鸟的锐目,有狗的好鼻子,有老鼠对地震的预感能力,当然也可能有乱伦的无知和胡来。文化使人脱离了动物状态,也失去了这些好的或者不好的东西,获得了新的人性表现——说这是进入了本能和遗传的文化积层,没有什么不对。
人们还会往前走,凭借文化的创造走向深不可测的未来。但无论怎么变,人永远是一种文化的自然,或说是自然的文化。自然是文化的重力,没有重力的跳高毫无意义。自然是文化永随其后的昨天,永贯其身的母血,是拉着自己的头发怎么也脱离不去的土地——一旦脱离这块土地,绿叶只能枯萎凋零——除非是塑料叶。在这个意义上,仿生人代表着把人拔根而起的企图,初露技术化的杀机。仿生人的生理性复制或文化性复制,都意味着人这一特定物种的自杀——即使有些人把这些复制描述得十分美妙。
历史常常只有通过灾难才得以向前推进。蒸汽机在十八世纪一声汽笛拉响的时候,欧洲弥漫着普遍的乐观情绪,竞相欢呼这“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伟大杠杆”(恩格斯语),甚至相信新技术将帮助人类消除一切帝制和贫困。直到世界大战频频引爆,蒸汽机延伸成坦克和轰炸机,在硝烟中向生命扑来,人们又差点落入了失望的深渊。杜桑的《下楼梯的裸女》,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沃霍尔镜头下的电刑椅,莫不表现了机器对人的异化、奴役以及残暴。对工业技术的反省和批判,一次次成为很多文化人当中风行的主题,颇有点中国古人“绝圣弃智”的遗韵。
其实,技术无罪,技术至上才是盲目,对技术失去了道义和诗学的控制才是人间地狱。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任何新技术还将成为人类的陷阱——包括电脑。从眼下的情况来看,电脑诚然可以实现信息分享,把人与世界紧密相连,极大地提高生产和生活的效率。但是,要是人性的监控一旦撤除,电脑也可能造成新的阶级分裂:一方是编程和网络控制寡头,集中着越来越大的支配权利;另一方则是普通操作者大众,越来越成为电脑的奴仆和附庸,从算术“傻瓜化”开始,到照相“傻瓜化”,开车“傻瓜化”,家居生活“傻瓜化”等等,最后可能丧失人的基本技能,丧失人的主体性:除了按按键钮,什么事也不会做。知识寡头批发一块芯片,就可以规定人的全部生活。到了这个时候,新的上智与下愚,新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势必成为普遍话题和公共逻辑——电脑将为新一代集权专制主义提供强大技术基础。
这还只是可能的险境之一。
十二
六十多年前,著名经济学家j·凯因斯一眼看破技术崇拜的狰狞。他较为乐观地预测孙子一代的情况,说那时候人们“将会再一次把目的看得重于手段,宁愿追求善而不追求实用。”“可是,”他接着说,“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至少在一百年内,我们还必须对己对人扬言美就是恶,恶就是美:因为恶实用,美不实用。”
凯因斯预告了一个阴暗的百年。
从那时起,人类一次次在日益技术化的世界里苏醒人性的理想,绿色和平思潮一次次扬起救亡征帆。绿色和平思潮不仅仅是环保运动或反核运动,以六十年代初的“罗马俱乐部”为标志,正发育成一套完整的并且是实践的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以及哲学,对生命的恶质化全面阻击。它直指人心,从根本上反对侵夺他人和榨取自然的态度,力图重构健康生活方式。它明智地区分了两种技术:一种能增强人的技能和尊严,另一种把人的劳动移交给机器,而人成为机器的附庸和牺牲品。它并不反对技术,只是要呼吁人比商品高贵,比效率和利润更重要,因此每一项技术都应成为非暴力的技术、民主的技术、人民的技术,也就是达到佛教“正命”境界的技术。它的乌托邦品格使它成为弱者,但也正是这一点使它永远强大,一次次优美地复活并且指示人们精神自由的方向,指示洁净、清澄和圆明的生命之境——南美洲的热带雨林,乌克兰的草原,孟加拉湛明的天空,长江和黄河碧透的流水。
生命之境是外在物态,更重要的是内在心态。也许,比拯救一只麻雀和几棵树更不容易的事情,是人们投入精神的自救——永远保持一种文化生力,不断获取营养又不断清除污秽,给自己的每一个日子留下真情实感,留下人心的自然。
这是一个想法,也是一种活法。
十三
有些人曾经嘲笑中国的用语,比方用“心”想而不用“脑”想,不符合解剖学的常识。这当然不无道理,也曾被我赞同。但细细一想,真正燃烧着情感和价值终决的想法,总是能激动人的血液、呼吸和心跳,关涉大脑之外的更多体征,关涉到整个生命。在一个纸醉金迷的庸常时代,人类精神等待一次新的圣诞,一次血泪中新的太阳东升——这样的日子正在潜入每一个平常日子。它显然不是一个智商的问题,不光是一个或很多个聪明脑袋就能解决的问题。它等待一代或几代优秀的人全身心投入,等待千万人用自己的日常生活来组成抵抗和创造。
真理的周围没有掌声、喝彩和赏金,而且总被这些东西热乎乎地养育成虚伪。真理常常是寒冷和荒凉,勇敢进入者全凭正大的一念,甚至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和技能。
不科学也罢,不能与其他语言沟通也罢,我现在更愿意使用这个古老而神秘的词——心想。
用一生中全部怦然动心的回忆和向往。
1994年8月
*最初发表于1995年《读书》杂志,后收入散文集《完美的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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