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想(1 / 2)
一
平常听到“做学问”的说法,有点不以为然。这个词有点像时下另一个很时髦的舶来词:“做爱”或者“造爱”——似乎爱是做(make)出来的,只是一种技术和手段,可以在实用手册中被设计被规定被训练指导。只要操作得法,人们都可以做出仿纯真或仿潇洒的成色,做出仿嬉皮或仿雅皮的款式。
英语自有所长,但偏爱人为的造做之技,make用得太多太滥,“做友谊”、“做快乐”、“做钱”等等,让人匪夷所思。
二
小学问可做,大学问不可做。历史上那些文化巨人,不代表一般的学问和知识。他们哪怕从事枯燥的思辨和考据,生动的原创力也来自生命的深处,透出人的血温、脉跳、价值观以及亲切的情感,成为一种人生的注解和表达,带着鲜明的个人烙印。文与人一,文如其人,风格即人,文学就是人学……凡此等等的评鉴,曾经指示了典范的特征,测定出昨天的标高。
一个中国人想到孔子,脑海里肯定首先不是学问,而是一种东方式的导师风貌:清高而勤勉,坚强而严正,硬得像块石头,始终承担社会责任并热心教育,似乎总是穿着有点式样古怪的长衫,坐着牛车奔波列国不可而为地宣传理想,拘泥小节有时却到了可笑的程度,比如远离厨房远离女人远离靡靡之音而且肉片一定要切得方正……人们对孔子的这些印象,不一定与野史或正史有关,而是来自《论语》本身的人格内蕴。
还有尼采。尼采与其说是一种哲学,毋宁说更是一种精神爆破式的生存方式。他晦暗而尖利的语句,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被后人逐一透析,字字确解。但他字里行间迸发出来的孤独、绝望、极度敏感以及无处倾泻的激烈,是任何一个读者不难感受到的。“上帝死了”,不是他在书斋里的推究,不过是他心灵的一道伤口,是他的长期的脑痛和半失明的双眼,是他对社会普遍性伪善浑身发抖的愤怒,是他突然在大街上抱住鞭下瘦马时迸涌的热泪。
尼采的脑子坏了。大学问家在一般人眼里,总是有脑子坏了、不够圆通、不够机灵的感觉。
三
人与文不可分离,故有汉语词“人文”。古往今来的人文济济百家,但如果稍加辨认,那些有分量的作品,保持着恒久影响力的作品,决非小聪明和技巧所能支撑。学问越研究到后来,越接近未知和创造的高寒区,就越需要生命力的燃烧,智慧和情怀融为一体。对于那些人文前驱来说,他们在孤灯长夜里面临的重大选择,不是想什么的问题,而是愿意想什么的问题——情感和人格总是成为思维的路标;不仅是怎么想的问题,更是怎么活的问题——“想法”是“活法”的同义语。他们中间的有些人常常为此把自己逼入险恶,逼入一辈子的困顿,甚至付出血和生命的代价。他们的作品无论被后人如何评价和取舍,都适宜用人来命名:柏拉图主义,康德主义,托尔斯泰主义,伏尔泰主义,卢梭主义,雨果主义,甘地主义,列宁主义,罗素主义……而在更早以前,曾经主导人类精神的各大宗教,其《圣经》差不多就是史传,成了先知和教祖的生平事迹记录,更是人文初期的寓言化人生读本。
直到最近的几十年,以人来命名主义才渐渐显得有些罕见了,渐渐为人们不大习惯了。人与文的关系,似乎不再是简单而鲜明的主从关系(或者从主关系),源流关系(或者流源关系),体用关系(或者用体关系)。随着技术潮流的层层覆盖和层层渗透,人的面目在隐退和模糊,已经无关紧要。文过其人,文远其人,文悖其人,这一类现象日益普遍。文化似乎告别了个体手工的时代,遗留着手温并且印刻着工匠独特标记的成品日渐稀有。工业式批量产出的文化很难呈现出个人的光彩,人的光彩,正在留下过于操作化和消费化的词句、论点、模式、文化策略,留下一堆一堆不无华美但未免生硬和金属般冷漠的事名或理名:诸如“后结构”或“后现代”。人们可以在一周之内制作或消费一百个主义,但是,一般来说,人们睁大眼睛也很难看清这些主义后面的人。
这是一个悄悄的变化。
四
变化最早出现在建筑和摄影——这些工作必须依靠机器,也需要很多钱,最容易一步步沦为工业资本的器官和部门,改变文化的个体手工性质。不难理解,人就是在这些领域最先失重,也最先失踪。美国的a·沃霍尔,一个重要的当代艺术家,同时用五十张彩色和黑白的梦露头像拼贴新作,用汤罐头和肥皂盒装配新作。他发现原作的意义已不存在,原作就是复制,可以批量生产,于是留下了一句名言:“我想成为机器,我不要成为一个人。我要像机器一样作画。”
这句话说得很聪明,本身倒不像是复制,不像是机器人的拟音——他何须急匆匆地自愧为人?
五
安迪·沃霍尔处在一个机器无往不胜的年代。工业不断造出新的文化设备,大学便是其中之一。从表面上看,大学越来越像工厂。教师不过是技工,教室不过是车间和流水线,毕业生则需要面向市场的广告和推销。大学不再秉持旧时代那种“全人”或“通才”的神话,只是以工业为蓝本,实行越来越细密的分工,把学生训练成适销对路的专业技术。它越来越被人们视作一个有效的投资项目,被纳入利润的核算和规划,学会对市场拉拉扯扯表示亲近。
大学发育了强大的理科,也迫使人文学科就范,却不能像对待理科那样,给文科提供足够的实验手段。于是,人文分离的可能性大大超乎从前。一般来说,一个现代人是这样走进文科的:从小学读到大学,可能还读到博士甚至博士后,整整读去一个人的半辈子。他或者她眼界开阔,见多识广,只是没法将其一一身体力行,吃了梨子以后再来说梨子的滋味——这种原始而理想的认识模式,似乎带有过多的农业文明意味,在当今的资讯时代已显得迂阔。他需要吞下的课程太多,课余时间只够勉强容下足球、口香糖以及观光旅游,要他亲历更多的实际人事无疑是苛求。他们当然可以像毕加索或高更那样,去寻找非洲或少数民族,去文明的边缘发掘人的原真和丰富,问题是,这种觉悟和勇气,越来越被视为老派、累人、不讨好的愚行,实行起来也不无困难。因此,除了特别的例外,大学意味着文化日渐远离原型,只有一大堆间接的、复制的、再生的、缺乏经验亲证的知识。一些有识之士一直忧虑文科大学要不要办,要怎么办,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工业打破了以往的知识垄断,消除了以往的知识短缺,却大规模普及和加剧了文科的无根状态——这表现在爆炸似的资讯增量中,一个人要成功地保持知识的实践品质,要坚持精神的个性、原创性、真实性,相对来说十分困难。这倒不是说知识越多越愚蠢和越反动,只是说资讯爆炸,对人的消化和把握能力提出了更高更苛刻的要求。一不小心,每个脑袋都塞满异己经验,肩上差不多长着别人的脑袋,或长着一个潮流文化的公共脑袋。
作为人性的载体,作为价值观的沉积和凝固,文科知识的无限增聚也可以使大学成为精神摹本和精神假面的产地——如果学人们不能用生命将其一一重新灌注心血。
六
文本论正在变成唯文本论。这种现代流行哲学消解自然,颠覆真实,宣布“能指”后面没有“所指”,表述不能指涉事实,一句话:梨子的概念并不能反映梨子,真梨子无处可寻。美国“新批评”及其各种学术盟友提倡纯文本研究,认为文本就是文本,真理取决于修辞,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世界。至于文本与作者人生经历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在他们看来,既没有必要研究,也没有可能研究。
这种哲学对传统人文具有一定的消毒功能和灭杀功能,暂且放下不提。有意思的是,人们不妨瞥一眼这种理论的特定背景。它发动于工业时代,生成于欧美都市的学院氛围之中,可谓应运而生,适得其所——这种哲学的产地确实盛产文本,文本而已的文本,盛产词语的操作,观念的游戏,结构的单性繁殖,逻辑的自我复写,还有总显得头重脚轻的各色文化精英。没有亲历战争的人阐释战争,没有亲历苦恋的人咏叹苦恋,没有亲历英雄业绩的人在大写特写英雄……美国一些大学喜欢办写作训练班,就是在鼓励学院才子们做这种技术活。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不再来自生活,不再来自生活的文化本身成了最实际的生活,成了新文化的动力和素材。从书本中产生书本,从书本所产生的书本中产生书本。他们是一千部哲学孕育出来的哲学家,是几千部电影浸泡出来的电影家。技术化成了常见的归属,血管里更多地淌流着油墨和激光盘的气息。积重深厚的文化外壳里日渐空心。
这就是“主体的丧失”吗?就是消解派哲学家们所预言和向往的“人的消亡”、“人的退场”吗?
这是唯文本论的胜利——一个非人化的文本世界确实如期而至,有目共睹,总算结束了关于人的浪漫神话,集中展示了人文真相的一个重要剖面。这当然也是唯文本论的失败——它成了文本高产区“自然”而“真实”的产物,明白无误地“指涉”和“反映”了事实,与文本动物们的“人生经历和社会环境”不无密切相关。它是一种都市生活须知,是一种学院症及其学院症抗体。它与现代人的感受契合,得到现代人经验的确认,因此不仅仅是文本。它的正确性最终喜剧性地在文本以外的世界,即人的现实世界里显影——只是这个世界已没有多少人味,更准确地说,没有多少人的实践。
七
我们欢欣鼓舞地走进工业,但有些辞典对工业的解释并不怎么准确,不怎么完整。工业的要义也许不在于规模和生产的集中程度(修建埃及金字塔或万里长城不是工业),不在于采掘和制造的劳动方式(石匠和炼丹术不是工业),更不仅仅是有效地利用能源(厨子没有工业家的感觉)。
突破人类演变的临界点——工业的意义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技术与自然的关系。狩猎,种植,牧养,手工业,工业以前的种种生产,只不过体现了人对自然的低度导控。这种导控多少改变了自然的某些形态(比如把羊关进圈牢,把木头做成木椅等等),但基本上不触及自然的本质。世界仍是以自然为本的。工业则不是这样。工业以其强大的技术手段制造一个地球化学失衡和重构的全新物境。水泥是新的石头,塑料是新的木头,路灯是新的月光,计算机是新的人脑……工业解脱着人在自然里的劳苦和危险,同时一块块瓦解和消除自然,把人们诱入一个高技术——技术为本的世界。人们走入大都市的高楼群落,屏息探望眼前完全人造的高山和峡谷,完全人造的白日和黑夜,不能不感到自然已成了一个遥远的旧梦。
工业放大了人的力量,不过,“工业化”是一个必须慎用的危险用语。工业不能完全取代农业,更不能取代人文,正如塑料花不能取代鲜花。人文所不可或缺的个性、原创性、真实性等等,隐藏着人与自然的神秘联系,暗示着人道的初原和终极。而工业则意味着制造、效率、实用、标准化、集团行动以及统一体市场,一句话,工业鼓励着事物的非自然化。
对于自然来说,非自然化与自然构成了文明不可或缺的对抗性张力。但这不意味着人可以盲目地神化工业,甚至让工业原则接管一切。早在七十年代,美国有一批机器狂,预言电脑将胜任写诗歌和小说的职能。有人曾给枪匪设定程序,给警察设定程序,给狗、女人、狂风暴雨设定程序,一键启动,一篇侦探小说差不多就在电脑里哗哗哗自动完成,至少也可以得到一个像样的粗坯。这不值得大惊小怪,也无由被小说家们怀疑和轻蔑。事实上,当代大量平庸的小说家,其编造功夫不见得比电脑更强。在他们那里,一切情感早已程式化,幽默成了“搞笑”,悲哀成了“煽情”,开打和床上戏成了调味品,慷慨激昂的鲜血只不过是“做秀”的红油彩,随时都可以在脸上抹出来。文章既有了定法,编成技术手册或电脑程序就是顺理成章的下一步。
更进一步说,文化的技术化早已开始,比如化妆品是技术的美色,公关术是技术的亲情,世界语是技术的新语言,跨国集团是技术的新国家。肥皂剧、通俗歌带、袋装人生指南、政治宣传套话、微缩景观公园、心理速成训练班等等,这些个性含量越来越少的仿制和组装,为什么不能让电脑来干?
可以肯定,只要做出更为精密和奇妙的软件,电脑就一定能在将来承担更复杂的文化功能,把一批批文化人无情赶入失业的人群。
八
先锋曾经意味着独特和叛逆,是一切意识形态统制的天敌。但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既然一切表情都可以模拟,一切感觉都可以设计,反体制姿态当然也可以被视作某种冷门开发项目纳入市场。人们可以设计出先锋们怪异的头发,语无伦次的癖好,还有孤独、怀疑、虚无的冷目。问题在于,如果这种目光仅仅出于设计,源于参考书目,没有人生隐痛和社会理想打底,它就必然缺乏沉重和坚定,缺乏神圣而不可更改的拒绝,一转眼就可能被市场行情吸引,投向邻居们有钱的好日子。
先锋们内心中的神圣一旦冷却,就与奸商无异。这些仿先锋的冷面,多是早期风格或表面风格,是玩给学院派批评家看的。常见的情况是,他们也可以玩出绝不虚无的广告利润,绝不焦虑的太太读物,绝不孤绝的民族团结仇外反霸热情——区别仅仅在于,他们此时心目中的读者和观众,已经易为俗众或别的重要购买者。
他们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有书呆子才会认真看待这种变化并且深究原因和种种差异。技术化的文化也从无自己真正的美学主张,或者说从来就能兼容一切美学主张。一个崇尚相对性的全民狂欢节里,什么都被允许。如果说它的“相对”之中有什么“绝对”,如果说它有恒定不变的什么特点,那就是仿制:从新潮到古典,从具象到抽象,从消解到重建,从高雅到通俗,一切都可以接纳,一切都可以仿制。就像工厂以销定产,今天生产校园用品,明天也可以服务市井。他们的想法无数,但特点在于所有的想法均与活法无关,或者说只与最实惠的一种活法有关——以“想法”牟利。因此,他们的反叛只是偶尔使用的策略,“策略”成为他们最合意的用词。他们热心结伙,勉力造势,乐于在组织和潮流中放弃个人风格。他们“炒作”的标新立异,不过是陈词滥调的才子版,甚至与官僚版同出一炉。他们即便披挂着先锋表情,那也是市场竞争的一时需要,竞争者都有一颗火热的通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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