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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又想到钱的问题。如果柯惠南在这里，自然可以帮忙，不巧的是柯惠南回马尼拉过年去了。此外，再想不起可以救急的有钱的朋友，而且又是新年，找人借钱也说不出口。

那怎么办呢？他心里越烦躁，越不容易想出办法来。

忽然，他看到左面有一家人家，闪出来两个男子，其中年纪较大的一个，捋下戒指和手表，交给年轻的一个，匆匆嘱咐道：“快去！到当铺里摆一摆，能当多少就当多少。庄家发霉了，我一定可以翻本。”

“过年，当铺不开门！”

“谁告诉你的？你不懂！过年人人要赌钱，当铺比平常打烊的时间还要晚。”

他们的这番话提醒了章敬康。他手上有他父亲买给他的表，衣袋中还有支他哥哥刚送他的新钢笔，两样东西当个三四百元总可以，无论如何今天请医生的费用是够了。

因为难题已经解决，所以他能很从容地跟张太太讨论问题。她告诉他，李太太在前一天中午突然大量咯血，病倒在床上，但直到傍晚才被去邀她吃饭的张太太发现，当时请附近的尤大夫替她打了一针，并给了药，病势才稳定下来。她又告诉他，李幼文从年初一出去以后，一直没有回来过。

章敬康不愿谈李幼文，他认为当前最要紧的事，是了解李太太的病，究竟是有怎样的危险性，才能决定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

于是他说：“张太太，我想今天仍旧得要请尤大夫来看看，同时我想最好我能先跟尤大夫谈一谈。”

“好的，我陪你去。尤大夫就在巷口。”张太太一面走，一面又说，“昨天看病的诊费和药费，都是尤大夫送的。大家都是邻居，李太太又穷，看到她的情形，着实可怜得很。可是我们的力量有限，没有办法多帮她的忙，真是伤脑筋。”

“是的，多亏得张太太。以后……”他想说，以后由他来负责。但他凭什么资格说这样的话呢？所以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没有多少工夫就走到了尤大夫的诊所，门面相当简陋。章敬康猜想尤大夫大概是个没有牌照的密医，但这时也顾不得那么多，叩门进去。尤大夫在家，他是个四十多岁的山东大汉，一望而知是极其爽朗的人。

“尤大夫，”张太太替章敬康介绍，“这位是章先生，大学生，他想问一问李太太的病。”

“噢，请坐，请坐！”尤大夫自己先坐了下来，问道，“章先生跟李太太是……亲戚？”

“不。”章敬康觉得很难解释，含含糊糊地答道，“是熟人。请问尤大夫，李太太的病，是不是很危险？”

“当然很危险。”

“那么应该怎么治呢？”

“肺病，俗语称为‘富贵病’，除了用特效药以外，营养要特别丰富。最好能够到空气新鲜的清静地方去静养，病才好得快。这怕李太太的环境办不到。”

“是的。”他点点头说，“目前呢？目前应该怎样治？”

“使用特效药。”尤大夫站起来说，“我写个处方，把药买来，我义务替李太太治疗。”

“谢谢尤大夫。”章敬康接过药方说，“我想请尤大夫再去看一看李太太。一方面我去买药，买好了送到李家来。”

“你这样，”尤大夫确是非常热心，“这些针药你到南昌街一家药房去买，我写个条子你带去，说明这是我们大家帮人的忙。那里老板人很好的，他可以给你打个折扣。”

尤大夫说完又写了张条子。章敬康把它跟药方折在一起，赶紧坐车到南昌街。先找到一家当铺，把手表和钢笔当了三百五十块钱，然后找到了那家药房，只半开着一扇门，到了里面一问，老板不在家。老板娘问他：“找老板有什么事？”

“尤大夫叫我买药，说老板可以特别优待，这里有尤大夫的一封信。”

老板娘看了信，也看了药方，说：“尤大夫是熟人，这些药我们按成本卖，大概八百块钱的样子。”

章敬康心想不妙，他所有的钱连一半都不到，而且也不能完全买药，得留下一些给李太太做别的用处，于是他想了一下，问说：“这些药够多少天用？”

“十天的量。”

“我现在钱带得不够，先买两天的量。明天再来买。”

“随便你。”老板娘说。

两天的用量，就花了他一百七十元。买好药又匆匆赶到李家。尤大夫在等他，检点了他买来的药，替李太太先打了一针链霉素，然后把那些口服的特效药交给他，详细指示了服用的时间和剂量。

等尤大夫一走，张太太把章敬康拉到一边，悄悄地说：“尤大夫说，肺病会传染的，在家里消毒不方便，最好能够把她送到疗养院去。章先生，你有没有办法找个不要钱的医院？”

章敬康把她的话，很快地在脑中转了一下：肺结核是一种惹人厌的病。张太太那样说，自然也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如果不能把病人隔离开来，一定弄得邻居们怨声四起，这对病人在精神上是个大的刺激，有再好的药，也不容易收效。

于是他说：“李太太的病，对她自己固然很重要，附近的邻居也很有关系。事情只有大家想办法一起来解决。我们分头去打听一下，再来研究，能不能把她送到什么肺病疗养院去。张太太，你说是不是？”

“不错，不错。我们就这样办。”停了一下，她又称赞他说，“章先生，你真是少年老成，像你这样才真算得是个大学生。”

她的说法有语病，但意思很诚恳。章敬康便谦虚了两句，彼此分手。他仍旧回到李家。

由于这一种情感上的安慰和精神上的支持，李太太在短短一段时间中，前后大不相同，现在，她的眼中有了些光彩，说话的声音也比较高了。

“章先生，”她用充满了感动的声音说，“真是难为你了。我在想，我这个苦命的老太婆，还没坏到极点，能遇到你。但是，我实在也很不安，将来不知道怎样报答你。”

说到最后一句，她的声音已有些哽咽。章敬康也很难过，便不住地劝她安心养病。李太太一面用手帕擦眼泪，一面点头。那样充分信赖的表情，对章敬康总算是种安慰，可是也使他意识到双肩的责任沉重。

时间已经近午，他把买药多下来的钱，放在李太太枕头边说：“我先留下这些，过两天我再送来。你请放心，我去想办法，让你住到疗养院去。现在，我得走了。”

“新年里，你也要用钱，你自己留一点吧。”李太太说，“药有了，别的也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而且我自己也还有百把块钱。”

章敬康心想，无论如何车钱需要保留，便取了一张五十元的钞票，放入衣袋。正要离去，听得大门作响，李太太努一努嘴，表示李幼文回来了。

“妈！”一掀帘子，她愣住了，一双大眼睛睁得滚圆。她发现情况不对，第一是她母亲的病容，第二是章敬康黯然的脸色，然后她看到痰盂，惊喊了一声：“血！”

“是的。”章敬康平静地答道，“你母亲吐了大量的血。”

“妈！”李幼文飞快地跑去坐在床沿上，两手扶着李太太，惶恐地问道，“怎么会吐血的？是不是你的老毛病发了？”

她不住地摇晃着母亲的肩。李太太软弱地垂着头，答不出话来。章敬康赶紧阻止她说：“你别这样子，这会弄得老人家头昏眼花，很不舒服！”

李幼文很听话，立即放下了手，愁眉苦脸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像要哭出来的样子。

“唉！”李太太面向床里，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恐怕就是我死了，你都不知道！”

李幼文的脾气又发作了。“又说这种没用的话！”她暴躁地吼着，“你们谁告诉我嘛，到底要紧不要紧？”

“现在算是不要紧了。”章敬康耐心地说，然后把医疗的经过，大致说了一遍。

李幼文长吁了一口气，然后讪讪地挤出勉强的笑容说：“妈，对不起。”说完，又伸伸舌头，做了个猜不透的鬼脸。

李太太在病中，恨极了她女儿，但现在看到她这样子，心又有些软了，虽没有说什么，脸色却和缓了些。

“妈，你想吃什么？我去替你买。西门町的食品店，开门的很多。”

“不要，谢谢你。”

母亲对女儿这样说话，比责骂更令人难受。李幼文差点又要发作起来，但看到章敬康的警告的眼色，算是嘟着嘴忍住了。

章敬康看看气氛有些不妙，便站起来说：“李伯母，你好好休养。我明天再来看你。”

“你走好，我的病不要紧的，你用不着老摆在心里。大概你马上又要开学了，该趁这几天过年，好好去玩一玩。有空便来看一看，没有空就不要来了。”李太太慈祥地、絮絮地嘱咐，说到最后有些气喘。李幼文扶着她躺了下去。

章敬康离开了李太太的病榻，临走前，向李幼文使了个眼色。她原来就想仔细问一问他，便很快地跟了出来。

走到门外，两人都站住了。李幼文除去了矜持，现出了愧疚的神色，因此，她的眼中散射着温柔的光芒，显得格外美丽。

“你母亲现在好得多了。”章敬康说，“我刚来的时候，看见了吓一大跳，像快要……”

他没有把这句话说完，可是她能充分领会到他的意思，惭愧地低下头去。

“病势本来就不轻，又没有一个人在旁边照料，她心里自然很难受，这样就更显得严重了。我跟张太太请了医生来给她看病，至少在心理上对她是一种安慰——我想，现在危险期可能已过去了。”

“谢谢你。”她低声说，然后又抬头来问，“请医生的钱和买药的钱，是你垫出来的？”

“医生不收费，买药没有多少钱。”

“到底多少？我应该还你。”

“算了，算了。”

“不，不能用你的钱，而且我有钱。”

“你有钱留着慢慢用，别管我。”

“我看你也不会有多少钱，都花完了怎么办？啊！”她突然一顿，再问，“你的手表呢？当掉了？”

章敬康没提防她有此一问，更感困惑的是她何以知道他当了手表？上当铺，在一个规规矩矩、要顾及体面的大学生来说，是件很不好意思的事，所以他下意识地把手往后一缩，答道：“我今天没有戴表出来！”

李幼文毫无顾忌地笑了起来：“你撒谎的本事还差得很。嘴里撒谎，手上的动作却露出马脚来了。”

他意识到自己的动作幼稚得像个小学生，更觉得不好意思，但又不能不承认，红着脸笑道：“你怎么知道我把表送到当铺去了？”

“这还瞒得过我？”她得意地说，“你看看你的手。”

他把左手伸出来，发现手腕上一圈白印子，这明明是刚把手表脱下来的样子，于是心里又生了一个警惕——大嫂最喜欢问这问那的了，一回家，她一定也会像李幼文那样发现他的表不在手上，到时候该怎么回答？

“现在闲话少说！”李幼文命令着，“把票子给我。”

“什么票子？”

“当票！”

“噢，”他直觉地答复，“你不用管，我自己会去取的。”

“你以为我没有钱？”她说，“我拿给你！”

她里面穿着一件花衬衣，外套白色开司米的毛衣，再加上一件咖啡色的男夹克，解开一重重的扣子，从胸前掏出一张钞票——自然，衬衣只解开最上面的两个扣子，但他已能发现，她的钞票是从胸罩里取出来的。

“看到没有？”她把钞票扬了一下，是张五十元的美钞。

他不明白她何以有此一笔“财富”，便问：“你的钱从哪里来的？”

“赢来的。”

“几天不回家，你就是在赌钱？”

她闭着眼点了点头。

可怕！章敬康在心里喊。但他也知道，如果说赌博的罪恶如何如何，她一定认为是迂腐之见，一句也听不进去，得要换个方式来规劝她，便说：“赢了固然很好，输了呢？”

“输了就输了。”她答得非常轻松。

“你拿什么输呢？”

这话问得过于直率，显得有些不礼貌。而实际上给予李幼文的刺激之强烈，是章敬康无论如何也没法想象的。他不知道他问的话，正揭破了她脓血淋漓的疮疤。她拿什么来输呢？只有原始的本钱——她那病得要死的母亲给她的一副姣好的容貌和身材。在一张牌上面，如果她不是赢进手里的那张大额美钞，就得输去她的灵魂，像娼妓一样陪人到旅馆去过夜。

这行为要一想起来，就像吞下了一只苍蝇那样难受。她恨他不该说这话——好像在用餐时，有人谈到极污秽的东西那样令人厌恶，因此，她狠狠地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骂了句：“你这个家伙，真讨厌！”

她何以会有这样的反应？这是他所完全不能理解的。自然，他很不高兴，但领教过她的泼辣，知道忍气吞声是最聪明的办法。“你不喜欢跟我说话，我走了。”他涨红了脸说，同时向后转。

李幼文对他的观感，已大非昔比，再想一想，自己也确是错怪了他，便立即追上一步，拉住他的衣袖说：“别走，别走。你这个人，一句话不对，掉头就走，脾气好大。”

她自己动不动就乱发脾气，反指责别人脾气好大，章敬康不禁觉得好笑。自然，这一来也就不会再生她的气了。

“我们一起走。”她说，“我把美金去兑换了，先把你的东西取出来，再替我妈买点好东西吃。生肺病的人嘴馋，所以叫作‘馋痨病’。”

看她伶牙俐齿地在说，那种少女的娇憨，真是动人。章敬康心想，她如果总是保持这样的姿态，那该多么美妙，这应该是可以办得到的。他又想，从她刚才看到她母亲的病容所流露出来的惶恐神情，证明她的本性还是善良的。温暖的感情可以改变她的气质，他极有信心地在想。

走出巷口，看到一辆辆坐满了人的公共汽车，到站停一停，立即开走。他们便不再到站上去做徒劳无益的等待，叫了三轮车，先到衡阳路找到美钞“黄牛”，五十元美金换了二千一百元台币，然后原车转往南昌街。章敬康利用这段时间，把张太太跟他所商议的，准备想办法将李太太送到疗养院去的话，都告诉了李幼文。

“能送医院当然最好。”她问，“你准备想什么办法？”

“我正在想。”

“我希望你能想出来。我不想找那些人帮忙。”

从她的话中，他听得出来她跟邻居们相处得并不好。原来他就感到李太太的住院问题，在他是义不容辞的，现在受了李幼文的托付，更觉得自己应负起完全的责任。但是，有什么办法好想呢？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从衡阳街到南昌街，赎回了他的手表和钢笔，告别回家，一直到晚上，他整天都在苦思，只想出一个办法：到市政府社会局去申请贫病医药救济。但又想到，李幼文一定不会赞成，因为这不是体面的做法，所以实际上依然是一筹莫展。

没有想出办法，就不能去李家，这是他的想法。其实也不是那么急，只不过他自己脸皮薄，觉得说话没有兑现，是件很不好意思的事。

为了解闷，第二天下午他一个人去看了一场电影。散场出来，在书报摊上遇见蔡云珠，他心绪不宁，不想跟她打招呼，但却没法躲避。

“mr.章！”蔡云珠把手伸了出来，问道，“到哪里去？”

“看了场电影。随便逛逛，就要回家了。”他握了握她的手说。

“看的哪一部？”

“《新生》。”

“噢。片子好不好？”

“不怎么精彩。”

“那我就不去看了。”蔡云珠停了一下，笑道，“走得有些累了，请我喝杯咖啡，休息一下，行不行？”

她的说话技巧很高明，如果说她请他喝咖啡，他便可以推辞不去。现在她要求他请客，他没有办法不答应，那就索性大方一点，欣然答道：“怎么不行？你说吧，哪一家？”

“国际，好吧？”

“当然好！”

她嫣然一笑，把手抬了起来。他只好挽着她，一起穿过闹哄哄的马路到国际饭店，在三楼找了个位子坐下。

蔡云珠脱了大衣和手套，很悠闲地喝着咖啡，真像是想好好休息一会儿的神气。章敬康在她面前，是被动的。她不说话，他也保持沉默，毫无目的地四面浏览着。

四周坐满了人，整齐的衣着，热烈的谈笑，新年的气氛还弥漫着——在这里看不到贫穷和困窘，只有在那简陋的木屋中，才看到人间凄凉的一面。

“mr.章！”蔡云珠问他，“今晚有工夫吗？”

“有的。”他因为正想着李太太，便这样直觉地回答。

“我想请你参加一个舞会。”

“在你府上？”

“不。是扶轮社主办的春节舞会。”

一线曙光在章敬康心中闪现，他不回答舞会的问题，却问：“你是扶轮社的会员？”

“不。”蔡云珠答道，“家父是的。他是一个社区的负责人。”

“扶轮社是不是一个慈善团体？”

“也不能说是慈善团体。它是帮助社会进步的一种组织。”

“要社会进步，先要消灭疾病和贫穷是不是？”

蔡云珠想了一下，很谨慎地回答：“也可以这样说。不过这问题太大了，做这些事情是每个人的责任……”她仿佛词穷了，然后她突然问道：“mr.章，你问它干什么？你是不是想加入扶轮社？”

“我们当学生的，似乎还无此必要。”

“那么，你——你好像对它很感兴趣似的。”

“这有一个原因。”他迟疑了好一会儿，决定说明白些，“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小学同学的母亲，最近tb（结核病——编者注）复发。她家里的境况很不好，所以我想打听一下，是不是可以请求扶轮社救助，让她获得免费的医疗。”

“这不必找扶轮社，我可以负责替你解决。”

她的语气很平静，看来像不当回事似的，这反让章敬康不容易相信了。“真的？”他脱口而出地问了一句。

“mr.章，我从来没有说过谎，尤其是对你。”

这两句话说得章敬康既惭愧又感激，而且隐隐有种沉重得不胜负荷之感。但不管刹那间的感情复杂，他都没有工夫去细加分辨，因为他急于要了解她准备怎样“负责替他解决”。

于是他说：“蔡小姐，我很感激你。你能不能把你的办法告诉我？”

“家父是防痨协会的赞助人，又是一家肺病疗养院的董事，每年都要替他们募许多捐，所以，送一个无力就医的肺病患者去住院，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那太好了，谢谢你，谢谢你。”

这是出自衷心的道谢，蔡云珠微笑着接受了。他们都很快乐，原因相同，能为他们所爱的人解决问题了。所不同的是，蔡云珠是为了章敬康，而章敬康却是为了李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