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三七章 勒拿河畔的清洗声（1 / 2）

你说谁是奸细？！”

任辅臣发现这几个士兵和军官的脸都很生，正准备开口询问对方的来历，身后就窜出一位棉衣棉裤扎着腰带的年轻人，两把自来得手枪顶在虎口，涨红脸神色激动。何止是他，其它中国游击队员没有不愤怒地，几年来他们为革命事业冲在最前面，还多次与国防军交手掩护主力转移，功劳连莫斯科都嘉奖过，现在居然成了人家口中的奸细，谁受得了？

小伙子一拔枪，俄国士兵也纷纷举枪相向，场面顿时紧张了起来。

“虎头，住手！”

眼看酿成内部冲突，任辅臣连忙拉住叫虎头的小伙子，压住枪口说道：“我要求见舒米亚茨基同志。”

“司令员同志正在开会，立刻离开这里。”脸生的俄国军官很不耐烦，斜眼瞅着任辅臣等人，似乎像在看一群待宰的羔羊般。

任辅臣没注意这个眼神，见对方不让见舒米亚茨基，又害怕酿成冲突吃亏，所以二话不说带着自己人向驻地走去。这种忍让的态度让跟着他的几位年轻气盛小伙子很不满意，连招呼都不打就分开路往另一边绕道回驻地。

这种无声的抗议让任辅臣心里暗暗着急，愈加希望早点见到舒米亚茨基化解矛盾。

但此时舒米亚茨基却在面临艰难地选择。

淘金场低矮的木屋内，几位远东军官和坐在一起，除了舒米亚茨基外有蒙古自治军领袖苏赫巴托尔，还有刚刚伪装成难民抵达的米洛诺维奇-基洛夫等中央同志。

波兰人的突然进攻恶化了本来已经复苏的俄国局势，“保卫莫斯科，保卫红色”的口号响彻整个俄国，在这个时候高层却因为是先波兰还是先东方产生分歧，就派基洛夫来远东调查情况。

他昨天夜里才抵达，但今早却已经精神抖擞的出现在大家面前。问道：“舒米亚茨基同志，介绍一下你们的情况吧。”

几年颠沛流离的游击生涯让舒米亚茨基眼窝深陷面色蜡黄，但精神还不错，为他介绍目前的局势：“情况很糟。去年开始中国人加强了伊尔库茨克、赤塔和海兰泡地区的清剿，我们很多同志都牺牲了。他们还加强了枪支管理，在主要道路都设立关卡和哨所，日本失败后我们的军火来源也被掐断。这几天南京又派来一位叫王庚的年轻人，还再次调来两个警卫旅，我们推断他们可能会在最发动新的进攻。

目前从庙街到下通古斯卡河，到处都能见到中国军队的影子，我们对外联络的主要道路都被切断了。现在最缺乏的就是粮食！因为去年中国军队发动大扫荡后，将所有产出的粮食都拉到兴安岭然后按人头发放，禁止私人拥有过多的粮食，征粮的同志都连土豆都买不到了，大家不得不靠吃野菜和打猎为生。”

短短一席话描绘出了远东游击队的惨状，当基洛夫听说粮食来源得不到保障后也很皱眉。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并不适合耕种，粮食生产本来就少，现在又被切断供应，艰辛可见一斑。但他这次来不是为解决粮食的，而是要发动远东攻势，激起中国人的仇恨迫使他们向西北派遣更多部队，这样就能帮助斯大林同志说服中央先打西南而不是东方。

所以等舒米亚茨基说完后，他突然说道：“同志们，列宁同志着中央都知道大家很辛苦，所以专程让我来慰问大家。斯大林同志还向日本购买了一批粮食，相信很快就要运来了。

除了关怀外，斯大林同志还很担心你们的情况，他发现远东有崩溃的迹象，捷尔仁斯基同志领导的契卡也查到有人渗透到了我们的队伍中间，这都是很严重的事情！为保持部队的纯洁和对党的信任，中央希望你们能采取行动清除隐患，只要坚持到打败波兰人，我们的军队就会很快回来的。”

坐在旁边的苏赫巴托尔头脑反应较快，意识到这是个机会立刻说道：“中央同志说的很对，我就觉得那个汉军团有问题，好几次我们行动都遭到汉军的伏击，明显就是他们串通了敌人！”

他的话引来了不少人赞同，纷纷表示任辅臣等中国士兵不可信，这些反对者都是往日和中国同志有矛盾的军官，也有不少前沙皇时期加入革命的人，过惯了高人一等生活的他们哪能忍受昔日低贱的中国人和自己平起平坐。

苏赫巴托尔是前蒙古叛军军官，与舒米亚茨基领导的远东游击队合并后，借助穷党的力量逐步掌握了叛军大权。加上舒米亚茨基也是坚定地分裂蒙古，一心要将蒙古作为中俄屏障的穷党高层人物，得到他的全力支持后，蒙古叛军武装已经成为部队的第二大武装派系。尤其是《上海公报》后的蒙古分省行动，导致蒙古高层普遍反对，大量激进年轻人加入叛军，部队已经膨胀到三个团近6千人左右。

颇有军事素养的他见到基洛夫投来的赞许目光后，出于一心要让蒙古独立的心思，挥动手臂继续说道：“我们蒙古有句话，疮肉不割掉就会溃烂，所以我觉得应该对汉军士兵实施清洗，然后把忠诚的同志集合起来发动新攻势，分散汉军注意力，不让他们继续支持高尔察克匪帮。”

舒米亚茨基不是傻瓜，中国士兵串通中国国防军的事情肯定有，但是否清洗他有顾虑。首先他觉得现在不是清洗的好机会，由于国内面临波兰，高尔察克匪帮的数面夹击，需要先解决欧洲。中国团虽然被南京政府视为叛军，但毕竟同宗同源，一旦清洗事件暴露势必会激起中国民间的普遍愤怒，导致南京政府迫于压力向高尔察克提供更多援助，莫斯科压力会更大。

所以他对这个命令持怀疑态度，以托诺茨基和总参谋部的能力看，是不应该发出这道有可能激怒中国的命令的，而基洛夫本身又是斯大林派的忠诚追随者，对最近莫斯科的权力斗争他也通过难民了解了一些，所以不想卷入进去。

其次随着杨秋实施社会改革，强行推行《程诚法案》和社会化改革，提高工人待遇，限制工作时间，维持低廉粮食价格，继续对东北等地区实施军管等措施后，使得穷党理论向东发展受到阻碍，仅去年派往东北地区工作的同志就有数百人被当地民众举报后被捕，几乎陷入全军覆没的下场！

任辅臣率领的中国团是为数不多的穷党思想支持者，一旦对他们清洗并曝光，穷党理论向东发展的机会将更渺小。没有中国通道，再想要打破资本主义包围圈就必须向土耳其和波斯方向找出路，那样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冲突将会更加激烈！

他想了想问道：“基洛夫同志，托诺茨基同志（托诺茨基时任红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部也是这个意见吗？”

基洛夫似乎知道他会这么问，从兜里掏出一封信：“舒米亚茨基同志！托诺茨基同志领导的总参谋部出现了错误，所以斯大林同志已经要求纠正，并向列宁同志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这是他给你的信，希望你们认清楚形势，拖住中国，发动革命攻势才是最重要，而不是向资本主义妥协。”

舒米亚茨基打开信。信是斯大林亲笔写的，还附有契卡关于中国间谍渗透远东的报告摘录。信中措辞严厉地表达了他和莫斯科对远东这几年发展缓慢不作为的批评，认为远东西伯利亚第一师没起到牵制敌人的作用，才导致中国军队大举进军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