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8章(2 / 2)
胡以晃弃权。
最终太平王庭以一万九千四百票决定留在南昌。
杨秀清有些丧气,柳叶飞却道:“既然如此,多的也不用说了,如何守住南昌,还请平等王点兵遣将。”
杨秀清也很快从沮丧中恢复过来,说道:“南昌城小,枯守是守不住的。关键在九江,谁愿与林启荣同守九江?”
赖汉英正满心愧疚,听到这话,站起来说:“我!”“有劳赖天慕。”杨秀清接着说:“还要出一支偏师,直捣武昌,围魏救赵。”
“那就我来吧。”罗大纲道。
1844年3月11日太平军自南昌撤围后,罗大纲、韦志俊统率水营主力六个点检,曾天养率陆营两个点检,超过两万人沿江西上,在北岸围攻九江的肃顺所部和南岸向荣部没有水军,徒叹奈何。
太平军水营至湖北实施战略机动。占领武穴,进窥由赣人鄂的战略枢纽田家镇。湖广总督徐广缙因为武昌第一次失守被革职押解进京,现下坐镇武昌的是神机军镶白旗地区领袖穆荫。已经派署湖北提督博勒恭武率绿营兵勇2000名驰赴薪、黄一带,择要驻扎,与田家镇互为犄角。清军在田家镇江面横放巨筏,上置大炮,构筑截江防线,企图阻挡太平军西上。
3月15日,太平军乘风攻扑田家镇,分三路上岸攻敌,先击破南岸清军,随后博勒恭武再次胜利转进,太平军夺得岸上大炮,随后从背面摧毁沿江防线。
罗大纲乘胜挥军西进,3月17日,攻克黄州府城,杀知府金云门。南岸武昌县同时得手,不久退去。18日,太平军战船六七百只驶抵汉阳、汉口一带。次日,攻占汉阳、汉口,毙清知府、知县,是为二克汉阳、汉口。随后过江进攻武昌,被穆荫用排枪击退。
穆荫坐守武昌,绝不出城干扰太平军。他向肃顺写信告急说“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请肃顺会师救援.
肃顺接信大怒:“穆荫以四千精兵,龟缩武昌,任由发匪一支偏师在湖北全境骚扰,还有脸请援?”将穆荫的求援置之不理。
此次太平军西进湖北、大张声势,兵锋东至黄破,西及汉川,北窥德安府。“分股驾船,于距省上下数十里沿江村镇、及湖仪河港内村镇,肆行抢凉,饱载而回。以汉口为巢穴,以船只为营垒,复于夜间明火击鼓,为渡江扑城之状。”
太平军攻克汉阳、汉口后,随即分军为二:罗大纲统率一支,南下湖南,准备进取长沙。捣毁虚弱的湘军老巢。韦志俊等进取附近州县,经略鄂中、鄂南。
在攻克汉阳后未久,太平军就沿汉水西上,占领汉州县。3月25日,又进据孝感县,未久退去。3月26日,又分军南下,攻取洒阳州。3月31日,韦志俊指挥三四千人再次进占孝感。4月6日北取云梦。次日五六千太平军分三路由云梦进扑德安,击溃布克慎的抵抗,占领府城,斩知县万成,活捉知府易容之。
4月2日,太平军分队占领监利县,延至5月4日才为清军攻陷。5月30日,太平军另一分队,在起义民众策应下,攻占京山县。
鄂东太平军也同时实施战略发展。3月27日,薪州守将张三攻占罗田县。3月25日太平军两次占领麻城,杀清知县韩宝昌。4月4日,又克黄安县。当地团练反攻,太平军失利,监军将李四阵亡,黄安复陷。
鄂东南崇阳,通城一带,自1844年初以后,一直为太平军活动地区,当地群众“多已蓄发,乐为贼用”。附近州县皆是太平军控制地区。“官兵到境,无土人为之向导,无米盐可供买办,人心之坏,实堪痛恨。”
这两个月,太平军在湖北实施大规模的战略发展,足迹东自黄梅,西及宜昌,北达随州,南延湘境,遍及整个鄂中、鄂南与鄂东。敌人惊呼:太平军“纵横千有余里,遍地皆贼”。但由于太平军攻夺城池过多,摊子过大,被迫分兵四出,力量分散。而且,武昌尚未攻克,仓促掠取近城州县;湖北还不及巩固,随即南征湘北,战略发展速度、范围与有限的兵力发生强烈矛盾,不能不是严重的战略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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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讨粤匪檄
自汉阳分军后南进的征湘军,由罗大纲统率,在湖北金口一举击溃清军的炮船后,乘胜南进湘北。3月27日,进攻湖南岳州府,知府督勇抗拒,西征军由西门攻人,杀巴陵知县。知府遁走。4月4日,罗大纲由岳州乘风驶过洞庭湖,攻取湘阴县。7日,沿湘江南取靖港。10日,又西占宁乡县。湖南巡抚骆秉章派练勇3000名进犯靖港,牵制太平军进攻势头。是时,适逢湘军编练始就,曾国藩遂派陆路湘军三营赴靖港参战。
曾国藩在武昌丧尽水师之后,返回长沙,痛定思痛:
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盖缘调兵之初,此营属宝庆,彼营属湘潭,各地团练,只顾防守乡里。其卒与卒已不相习矣,而统领之将又非乖然,不能以相入,……出征有先后,赴防有远近劳逸,亦遂败不相救之故,半由于此。
曾国藩决定组建一支相当于常备军的直属团练。“因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这就是组建湘军的最初构想,算是曾国藩的创新。
曾国藩私下透露的计划是:“练乡勇万人,概求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剿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因此,“须尽募新勇,不杂一兵,不滥收一弃,扫除陈迹,别开生面。”看来,他已考虑与旧团练分道扬镰,招集自己党羽为将,“尽募新勇”,灌输对曾国藩的“忠义之气”,建立一支自己控制的私家武装。
曾国藩原先本来就以宗法关系组建过团练,大宗为统领,小宗为分统,佃农为兵丁。现在重组湘军,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宗法军队结构。
他以农民为兵,书生为将。曾国藩选择湘军军官标准有:“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图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而又以忠义血性为四者的前提。
曾国藩和湘军中的主要将领、幕僚,都是程朱理学信徒,标榜“忠义血性”,以网罗大批中小地主知识分子加入湘军,充当骨干。湘军士兵主要募自农村,“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山僻之民多犷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入。”
同时,新湘军从条文上落实了宗法制,即兵归将募,兵为将有。湘军的选拔募兵制源于戚继光成法,有三大条规:1、统兵必亲自招募,不假手子人;2、严定选兵标准;3必在湖南原籍招募,取具保结。因而湘军中,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弃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弃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层层挑选以成军。
曾国藩认为,这样挑选可以使他严密控制全军,“统领如根,由根而生于、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利用同乡、同学、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作为纽带,使湘军成为一个封闭性、宗法性的武装集团。士兵只知服从将领,将领则服从曾国藩一人,这样整个湘军就为曾国藩控制,从而形成一种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
同时针对湘军以前作战不如太平军勇猛的情况,严格训练,强化教育。曾国藩认为常规训练教育是控制军队的重要途径。他以“训练之才”自居。规定湘军每天按课程操练,不得间断。他制定了点名、操演、站墙子、巡更、放哨等军营规则,伤令官兵严格执行。曾国藩还把平时的刻苦训练作为提高湘军素质的主要手段,他说:“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军勤则胜,惰则败。”
曾国藩手订营规、家规,强制灌输,把军营纪律与封建宗法道德揉合一起,教化官兵。湘军“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使士兵“有礼、有法、有号令”。
经过接近近三个月的整编,4月1日,曾国藩统率水陆湘军一万五千多人,从衡阳出发,会师湘潭,向长沙水陆并进。
同时发布了《讨粤匪檄》,檄文颠倒黑白,无耻诬蔑太平天国“茶毒生灵”,“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曾国藩在檄文中,尽情发泄着自己对太平天国的仇恨情绪,全力宣扬清廷的正统地位,提出了“名教”这一旗帜。
他以理学卫道士的面目严正申明,名教纲常,“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大肆攻击太平天国的“大慈大悲总教”。檄文悲天悯人地写道:“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安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曾国藩号召“抱道君子”起来,“以卫吾道”,或者参加湘军从征,或者“捐银助铜,或者自太平天国叛变投降,都可以升官发财。
曾国藩的《讨粤匪檄》全文,很快就送到了楚剑功的面前。楚剑功就把这几页纸拿到了大都督府上。
“怎么看?”
“这摆明了指桑骂槐,太平军明明是在广西起事,他却叫做‘讨粤匪’,明摆着冲着我们来的。”陆达开腔。
“何止啊。看看这一段‘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匪不称皇帝,而摄权臣之号。’这一段就是说的咱们。”徐继畲倒是被挑起了心事,“均座,您不称帝,的确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容易被人利用。”
哼!楚剑功闷哼一声,徐继畲以为自己犯了忌讳,却听见楚剑功说:“你们,没看到重点,他曾国藩以孔教的卫道士自居,那咱们正儒算什么?”
“不错,曾国藩这一套,的确蛊惑了不少湖南的士绅。”
“程朱理学,均座一力批判,曾国藩却把它捧为至理……”
众人纷纷议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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