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1 / 2）

石苞、陈骞坐定，开始滔滔不绝地说出那番已重复过无数遍的话。

“昔日，太祖武皇帝拨乱反正，辅佐刘氏，后汉禅让给魏，真乃天下盛况啊！魏朝历经多代，其间几近倾覆，幸赖晋王匡扶。晋王对魏实在有再造之恩哪……”

“陛下可知道古代尧禅位给舜，舜禅位给禹的故事？”

“你们的意思朕全明白。”

这番话，曹奂几乎都能背诵下来，核心意思不外乎是劝曹奂禅位给司马炎。近日来，想必朝廷公卿也免不了对曹奂吹风，可唯独石苞和陈骞的劝谏被载于史册。这意味着什么？二人身为魏国军事力量最强的藩镇重臣，分量自然比朝廷公卿要重得多，因此，由他们二人出面，基本上可以算作最后通牒了。

与此同时，司马炎任命他的亲信羊祜（hu）（司马师夫人羊徽瑜的胞弟）担任中领军，统领左卫、右卫、前军、后军、左军、右军、骁骑七营禁卫军，全权负责皇宫内安全。又临时在京都洛阳增置了四个新的护军，负责统领驻扎在京畿一带的中央军诸营以备不测。京都局势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因为很快，这里将要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果不其然，没过几天，曹奂颁布诏书：“晋王祖孙三代辅佐皇室，德勋泽被四海，朕决意将皇位禅让给晋王……”

司马炎执意推辞。

紧接着，以何曾、王沈为首的公卿大臣反复恳求司马炎接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绝非虚情假意，因为倘若司马炎不答应，他们这辈子就真算白忙活了。

司马炎没让大家太多费心。公元266年初，他终于接受。这份诏命已经让司马家族三代人苦等几十年了。

洛阳城外南郊建起了一座高坛。

公元266年2月8日，高坛下会集了数万朝廷官吏，高坛上，魏帝曹奂和晋王司马炎迎面站立，一如四十六年前的那个冬天，汉献帝刘协和魏王曹丕各自所处的位置。一切都结束了，解脱了，大魏国终成过眼云烟，埋没在人们的记忆中。曹奂有些愧疚，但他也明白，这一切都是他无法阻挡的，而造成这一切的缘由，已不知道该追溯到哪一年、哪件事了。

“魏朝天禄永终，历数在晋！”伴随着钟鼓齐鸣和欢呼声，历经四十六年的魏国国祚终结，被晋取代。

有人把司马家族篡魏和曹氏篡汉相提并论，这多少有些不妥，客观地讲，早在“党锢之祸”、黄巾党起义以及暴臣董卓秉政的时代，东汉王朝就已濒临崩塌、名存实亡了。曹操是东汉末期的权臣不假，但若没有他，汉室应该更早寿终正寝。司马家族却不然，在他们夺权的时候，魏朝相当强大，更没有倾覆的危险。但不可否认的是，恰如蜀汉的企业文化由刘备、诸葛亮建立一样，曹操也一手造就了魏国的企业文化——权臣篡国，正因为这种企业文化（或者可被称为不健康的基因），司马家族才有了成功的土壤。可以这样概述，曹丕以九品中正制作为筹码，换来了皇位，司马家族则依靠九品中正制迅速做大，以利益驱使、控制士族，最终又将曹氏推向了覆灭。

不过，即便是司马炎称帝这种对司马家族百利而无一害的喜事，族人中竟也冒出了不和谐的声音。司马懿七弟司马通有个儿子名叫司马顺，他在禅让大典上口不择言地发了句牢骚：“这和尧把帝位禅让给舜根本不是一码事，居然还敢大言不惭地称为禅让！”司马顺绝对算家里的异类，事后，他被罢黜官爵并流放。

司马炎称帝后，重新追谥司马懿为“宣皇帝”，庙号“高祖”；司马师为“景皇帝”，庙号“世宗”；司马昭为“文皇帝”，庙号“太祖”。

在这里，我们解释一下庙号。所谓庙号，是指帝王死后供奉于皇室宗庙中的牌位名号。庙号有“祖”“宗”两种，大体上，开创基业称祖，守成明君称宗。司马懿毫无疑问是开创晋朝的“祖”，司马师是“宗”。而司马昭也称“祖”，是因为他被魏朝册封为晋王，也算开创基业。再补充一句，司马炎死后，庙号同样是“祖”，因为他是晋朝真正意义上的开国皇帝。

再说谥号。当初，曹操生前数度流露出想得到“文”这个谥号的意思，但死后却被曹丕追尊为“武”皇帝，孙权在称帝后也仅仅追尊亡兄孙策为王，而非皇帝。如今，司马炎追尊伯父司马师为皇帝，又把“文”这个谥号给了他爸爸司马昭，他比起曹丕和孙权有着更为宽广的胸襟。其实，甚至可以说，纵观整个中国历史，若论宽厚大度的帝王，司马炎绝对能拔得头筹。在后面的故事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魏国消亡后，曹奂被封为陈留王（这是为了纪念当初曹操在陈留郡起兵创业），食邑一万户，并且，他和当年的曹芳一样，也被软禁在洛阳西北角的金墉城里。后来，在西晋时期的多起宫廷政变中，又有多个司马皇室成员被幽禁在此，金墉城遂成为专门安置失势皇族的地方。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就在曹奂离开皇宫，前往金墉城的路上，一个须发雪白的老臣突然扯住了他的衣服。“陛下！陛下！”这老臣正是太傅司马孚，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臣到死的那天，也依然是大魏国的纯贞之臣啊！”

曹奂茫然地凝视着司马孚，他早就听说当年曹芳被废、曹髦被弑时，这位老臣也是像现在这般悲伤。他有点不知所措：“司马公快快请起。”说着，伸手将司马孚搀扶起来。这些年，他目睹司马孚为巩固司马家族权柄所做的努力，但除了哭之外，他从未见过司马孚为曹氏社稷做过任何事。虽则如此，曹奂的眼眶还是不禁湿润，心头五味杂陈，涌现出异常复杂的情感。

不远处，司马炎望着司马孚的惺惺作态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小声嘀咕了句：“这位叔祖父，果真如父亲形容的那样，太入戏了。”

又过了段时间，曹奂迁居邺城，受到极高规格待遇，被获准仍以皇帝的方式生活，一切按照魏国的惯例来进行，他的宫室犹若一个仿生态的饲养笼。不过，曹奂并不介意，他今年二十岁，自他出生之日起，便一直如软禁般生活着（其实，他也的确一直被软禁着），一切都和往常一样，无任何不同。而后，曹奂再没有离开过邺城，活到五十八岁病逝。另外，那些被软禁在邺城的曹操的子孙后代，其爵位全部由王降为侯，他们也和曹奂一样，一如既往地生活着。

那些可悲的曹氏藩王。

“曹丕认为天下最危险的人就是自己的兄弟，他居然不信任自己的兄弟……”司马炎没有忘记司马昭临终前对他的告诫。几天后，他开始对司马氏的族人大肆封赏。他将司马氏的藩王定为三个级别：大国食邑两万户，统兵五千人；次国食邑一万户，统兵三千人；小国食邑五千户，统兵五百人。其中，司马榦（司马懿第三子，司马师、司马昭的同母弟）、司马亮（司马懿第四子）、司马伦（司马懿第九子）、司马攸（乳名桃符，司马炎同母弟）这四人按照第一等级封为大藩王，司马炎的其他几位叔伯、堂叔伯、弟弟、堂兄弟总计二十二人封为中藩王和小藩王。

在这里，让我们回顾一下曹氏藩王昔日遭受的苛刻待遇，再与司马氏藩王做一番对比。燕王曹宇以五千五百户食邑位列诸曹氏藩王之冠，这还是因为他儿子曹奂登上皇位，几十年中屡次增加食邑的结果，而且，曹氏藩王受到诸多束缚，譬如不准入京、不准参政、不准离开藩国和频繁更改封地、不准彼此沟通联系，更无兵权，而司马氏藩王全无这些限制。晋室和魏室对藩王的态度，简直是天壤之别。这相当微妙，朝代的变革像跷跷板一样，左右起伏不定，其中不乏矫枉过正，而真正的平衡往往转瞬即逝。

最后再补充一句，这些司马家族的藩王，因为留恋京都的繁华与权势，基本上都赖在京都不回自己藩国，他们中的很多人更直接参与政治，藩国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一个位于远方的取之不尽的钱库。

以上二十六位司马氏藩王，却不包括司马孚。

那么，这位大魏国的“纯贞”之臣——司马孚得到什么样的待遇呢？他可以定义为超级大藩王，食邑是大藩王的两倍，竟高达四万户，官拜晋朝太宰（位阶最高）、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中央军最高军事统帅）。每逢新年的朝会，司马孚乘坐车驾上殿，司马炎则亲自走下台阶相迎，对他施以晚辈之礼。当时，司马孚的儿子司马望官拜司徒，像这样父子并列为朝廷上公的情况，亘古未有。

晋朝开国后的第七年，也就是公元272年，司马孚九十三岁高龄，即将寿终正寝了。临死前，他写下一封遗书：“大魏国贞洁之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意思是不做伊尹、周公旦这样的首辅权臣），不夷不惠（意思是不做伯夷、柳下惠这样的隐遁避世者，行事中庸），立身行道，终始若一，今素服简葬。”

想当初，司马孚最早被曹植选为幕僚，以忠言规劝曹植被人称道，可当曹丕成为世子后，他就迅速转投到曹丕门下，丝毫没有因为和曹植的瓜葛受到排挤。同样，在晋取代魏的道路上，司马孚也是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他尽心尽力协助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维护着家族的利益。可是，他用三次痛哭掩盖了所有的一切。第一次哭，是在曹芳被废时；第二次哭，是在曹髦被杀时；第三次哭，是在曹奂禅位时。有人说，或许司马孚真的没有参与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篡夺曹氏社稷的阴谋，可是，包括当年的“司马八达”，以及司马家族的众多子侄辈中，唯有司马孚获得如此高的优待，这又能说明什么呢？难道是因为他对魏室的忠诚？这难道不荒谬吗？一言以蔽之，这位既得利益者，在史书中的形象是温厚而忠贞的。

司马孚太入戏了，他以毕生演绎了一个忠臣的角色。或许，他确实悟到了人生的真谛，因为人生本就是一出戏。

“怎样扮演一个忠臣呢？”

“我本来就是个忠臣啊……”

成功者

那些曾经是魏国的臣子，多年来辅佐司马家族，如今都成了晋国的开国元勋和佐命功臣，他们在司马炎称帝后均被加官晋爵，赚得个盆满钵满。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晋朝开国时立于权势顶峰的重臣（基本上都是老面孔），也顺便给这些跟对了老板的成功者做个阶段性总结，他们大多数被授予最高等的公爵（五等爵制度，依次是公、侯、伯、子、男），不再赘述，我们只看官位和权势。

以下排名按照官位从高到低为序。

太宰：司马孚。兼都督中外诸军事，绝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七年后，司马孚裹着魏朝忠臣的外衣去世。

太傅：郑冲。前文曾三次讲到过他；第一次，他联合司马昭、司马孚、高柔奏请郭太后，以王侯之礼安葬曹髦；第二次，他率群臣恳请司马昭晋爵；第三次，他逼迫阮籍撰写《劝进表》，助司马昭登上晋公之位。这位儒学巨匠在史书中留下不干涉政事的名声，实则为司马家族侵蚀魏室贡献出巨大力量，也是一个演技派高手。郑冲于九年后去世。

太保：王祥。这位琅邪王氏成员，以孝道成就了坦荡的仕途，同样又以孝道化身为司马氏政权的道德楷模和精神领袖。当时，王祥已经年逾八十，很少出席朝会，且屡次上表请求逊位。有公卿认为王祥经常不参加朝会理应免去官位，司马炎回道：“王公德行高筑，是朝廷兴隆教化的楷模，免王公官位这事以后谁都不准再提。”不过王祥还是坚持辞职。司马炎无奈，只好答应。王祥毕生清廉，连个宅邸都没有，他的政治谋略旨在经营自己崇高的名声以及为琅邪王氏家族构筑坚实的根基。三年后，王祥以八十九岁高龄逝世，被世人评价为“清澈达观”。

太宰、太傅、太保这三个官位最早出现在西周，从西汉、东汉再到魏朝只有寥寥数人担任，位次比三公还要高，称为“上公”。司马炎为了显示对功臣的尊重，所以把这三个古代“上公”尊位全搬了出来。继续往下看，在三位“上公”之后，是两个我们很熟悉的最高武官。

大司马：石苞。兼任扬州都督。他奔丧时说的那句话——“基业都到了这个地步，怎能再以人臣的身份下葬”，绝对是一字千金。

大将军：陈骞。兼任荆州都督。这位以智谋著称于世的名臣，并没有辜负父亲陈矫临终前的期许，终于将家族发扬壮大。

以上两位凭借实力，成为晋吴边境两个重要战区的军事统帅，而且以劝曹奂禅位的功绩官拜最高武官。在大司马和大将军之下，是前面多次讲到的三公。

太尉：何曾。在司马炎继王位到曹奂禅位这短短三个月里，他曾官拜晋国丞相，司马炎称帝后取消丞相制，这和当年钟繇、华歆的境遇如出一辙（钟繇、华歆这两位魏国初代名臣，也都短暂地担任魏国丞相，曹丕称帝后取消丞相制，二人转任三公）。

司徒：司马望。他是司马孚次子，早先过继给司马朗当养子，蜀国灭亡前，他担任雍凉都督八年，在宗室中声望极高。补充一句，自西晋开始，各地中正官（品评士人的地方官）的选拔最终均要过司徒这一道手，无须多言，司马望肯定没少捞。当司马望死后，人们发现他家里的金银堆得比山还高。

司空：荀（yi）。这位东汉名臣荀彧的儿子，而今已成为颍川荀氏中辈分和资历最高的宗族大佬，可他的道德操守，和其亡父根本是天壤之别。

上公（太宰、太傅、太保），最高武官（大司马、大将军），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这八个至高官位被称为西晋“八公”，全部位居一品。历朝历代几乎从未有过如此多的显赫官位齐聚一堂。这是因为功臣实在太多，司马炎尊崇不过来。不过，纵然“八公”显贵，但仅算官位荣耀，除了手握兵权的司马孚、石苞、陈骞和负责中正官的司马望之外，其他人没太大实权。那么，西晋开国时的实权派又是谁呢？

在司马氏和曹氏历经数十年的权力之争中，京都禁军的兵权始终是争夺的焦点，鉴于此，先说说西晋开国初期执掌京都兵权的重臣，他们无疑也是最受司马炎信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