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2 / 2）

尽管有后党的牵制，英宗登基之后，还是急切地希望有所动作。他下诏，由吏入官者秩止从七品，恢复了仁宗曾经公布但又很快收回的规定；命京师势家与民均役；罢僧、工、伶滥爵及建寺、豢兽之费；禁僧人驰驿；禁献珠宝；毁上都回回寺，改建帝师寺；课回回散居郡县者，户岁输包银二两。此外还有一大批官僚机构被压低品秩，有的干脆被撤罢。为增加国家岁入，政府决定增两淮、荆湖、江南东西道田赋，斗加二升。

不过上述措施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不是没有问题的。继延祐七年六月罢徽政院后半个多月，又有罢章庆司、延福司、群牧监之命。这些都是徽政院所属司署。如果撤销徽政院的前令已经实施，后来就不必再下诏罢章庆等司。第二次诏令是否生效仍有疑问。据《元史·百官志》，章庆司、群牧监和徽政院的其他许多所属机构一样，是在答己死去次年（至治三年）才撤销的。可见英宗的诏旨，有一些在京城之内都得不到实行。关于罢建寺之费等规定，更被他本人热衷营造的行为所破坏。延祐七年十一月，诏“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制视孔子庙有加”。这应是在全国范围修建帝师寺的开始。这一时期其他营建项目也不少，甚至已到“民劳役巨”的地步。

从至治二年（1332）起，英宗一方的势力似乎稍见上升。大概这时候太皇太后病势已经不轻，所以铁木迭儿和他的死党、中书左丞张思明都采取守势，“称疾”家居不出。三月，诏建木华黎祠于东平。英宗的亲信、左丞相拜住（木华黎后人）奉旨前去立碑。铁木迭儿听说拜住出行，以为可以到中书省莅政了。他想入朝请命，但刚走到内门，就遇到英宗派来赐酒的使者，对他说：“你已年老，应当自爱。等新年时入朝不晚。”那就是表示除了元旦朝会一类礼仪性场合外，皇帝不愿再见到他。铁木迭儿“怏快而还”。不久，他一定也真的生起病来。秋七月，英宗召张思明到上都，“数其罪，杖而逐之”，并籍其家。八九两月，铁木迭儿和答己先后死去，英宗的政治压力顿时减轻，他推进新政的决心也因而大为加强。“二期儒治”由此进入最后的高潮。

至治二年十月，英宗擢升拜住为中书右丞相，虚左丞相之位而不拜，表示对拜住信任之专。次年五月，又以铁失独署御史大夫事，与专任拜住用意相同。这时，拜住已兼领左、右钦察卫和宗仁卫事，铁失则兼领左、右阿速及中翊卫事。这两个人，前者是与英宗同样仰慕儒学、思大有为于天下，而又同样迂阔不谙世故的年轻的蒙古贵族，后一个早在宣徽院共事期间就与铁木迭儿互相勾结，做了铁木迭儿的“义子”。大概是在太后集团的有意安排下，铁失的妹妹嫁给英宗为妃。英宗被这一层“情过骨肉”的关系所迷惑，以致最后成为其妻舅的刀下鬼。把朝廷的中枢行政、监察和皇家近卫军的大权如此集中地托付在这两个人手里，隐约反映出英宗身边堪受信用的人似乎并不很多。

自十月以后，英宗新政的主要措施包括：一、大量起用汉族官僚和士人。张痨、王结、王约、吴俭等人都被诏令超擢。对过去遭到屏弃的士大夫，都根据他们的特长加以收用；对从前没有做过官的文人名士，都给予特别的提拔任用。为了召虞集入朝，先派使臣到他的本贯四川，没有找到；又到他曾寄居的江西，还是碰不到；其实这时虞集正在江南探视祖墓。使者追踪而至，终于把他召往京师。一个南方文人这样地受到朝廷重视，对当时士人是莫大的振奋。二、推行“津助赋役法”，就是在各地确定一部分田亩，由承担差役的人户经营，用出于这部分土地的收入补贴应役带来的经济负担和经济损失。在江南，“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这里所谓“入官”，是指名义上征用为官田，实际上助役田多被分配到承当差役的各人户，归他们自种或招租，以收入作为应役补贴。三、至治三年正月，诏令朝臣听读审议仁宗时编纂的累朝诏令及其他官方文书，并把延韦占二年以来新颁格例分类增补进去。二月，定名《大元通制》，颁行天下，收断例（司法判例）、条格（政府各部门颁发的各种行政、监察等方面的法规）、诏敕、制令（以皇帝名义颁布的公文）共2539条。这部具有法典性质的官颁政书对统一元朝的政制法程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体现出元廷通过颁布法典来加强它作为一个中原王朝的正统形象的用心。四、清算太后集团的遗毒，澄清吏治。至治二年十一月，答己死后才两个月，英宗再次发出“罢世祖以后冗置官”的诏令。翌日，即罢去徽政院。徽政院原是侍奉皇太后的专门机构，答己死后撤罢徽政院本来理属当然。但在当时情况下，一下子减罢“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难免使这一本来正常的行政决定带上雷厉风行、捣其巢穴的色彩。与此同时，拜住又把原先被铁木迭儿压制而无法追究的“诳取官币”案重新提出来，因此处死铁木迭儿之子八里吉思以及刘夔、囊加台，他的另一个儿子琐南也被黜职。追查涉案人的行动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所谓诳取官币案，是指浙民吴机（一作吴机孙）以贿赂结交权贵，谓宋高宗吴皇后为其族祖姑，有旧赐汤沫田在浙西，愿以献朝。司徒刘夔上其事。又与铁木迭儿、铁失等相串通，奏赐官币12，5万锭偿其值，却暗中瓜分了这笔巨款。朝廷命官员驰驿至浙西，去核收这片田产，却古代文人发现它们全都是当地百姓的私产。事情涉连几十万户，他们所有的地产都被追夺入官，造成浙西社会的普遍骚乱。这件事经过所属监察机构上报到御史台，被铁木迭儿、铁失等人从中阻挠，没有让英宗知道。事隔一两年之后，拜住再次提出这个案子，御史台重新审理后，把夺归官有的田产发还原主，刘夔、八里吉思坐罪处死，其他人也按情节轻重受到刑罚。只有铁失，因为亲联天家而获得特赦，但他从此疑惧之心日益加重，终于在将近半年以后手弑英宗于南坡行帐。

第九章

元英宗对铁失的信用之专，似乎并没有因他涉及诳取官币案而马上改变。以铁失独署御史大夫事，就发生在此事后两个多月的至治三年五月，但是到六月，形势又突然发生变化。由于拜住等人将铁木迭儿的“过恶”反复陈奏，英宗对这个死去已近一年的权臣的憎恶，竟急剧地加深到无法自抑的程度。就在这个月，英宗毁铁木迭儿父祖碑；七月，又抄了他的家，家产全数没收。英宗的怒火并开始发泄到被视为铁木迭儿“奸党”的那些朝臣身上。是啊，铁木迭儿的党徒布列朝中，甚至在他生前“称疾”不出时，这些人不是仍然“事必禀于其家”，接受他的指使行事吗？而今元凶已死，他要将这郁积有年的怨气一吐为快了。

这时候，英宗正在上都避夏。大概因为心事重重，他“夜寐不宁”，想作佛事消灾，被拜住劝阻。拜住这时好像已经深刻感觉到剑拔弩张的“新政”所面临的严峻局势。君臣之间有一番推诚置腹的对话。拜住说：“我年轻无能，承蒙陛下提拔，力不从心地在丞相位置上做事。现在正想除恶进善。求得大治，促进太平，可是大家一齐来加以反对阻挠。我估计是不能有所作为了！”英宗回答：“你有话尽管说；别人的话，我不听就是了。”刚愎自用的英宗以为，只要他的态度不改变，那么“致治隆平”就指日而可待。死到临头，他竟对自己的危险处境还没有一点意识。

但是漏网的铁失却日益感受大难来临的恐惧。作为铁木迭儿集团中幸免于难的要犯，他有多大把握能侥幸逃过这场报复性的清洗？他曾怂恿藏传佛教的僧侣建议英宗以作佛事、行大赦来消除他的失眠症。拜住在一旁厉声斥问：“尔辈不过图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拜住或许根本没有想到，这句话对心怀鬼胎的铁失究竟意味着什么。研究南坡之变的一位学者用十分生动的笔触描绘了铁失对这番话的反应：“这句脱口而出的话，当然立即会传到铁失及其亲信耳里。他们大惊失色了。拜住这时已对英宗有不可动摇的影响。‘又欲庇有罪耶’，只能被铁失认为是进一步论罪的明确信号。

“铁失无路可走了。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七月下旬铁失好几个不眠之夜中的惶恐不安的心情。当时，元英宗和拜住即将从上都返回大都。在铁失看来，宣布他的诛刑是指日可待了。大驾南返途中，又是下手的最好时机。除了纠集一伙亲信党徒和朝中仇恨英宗的人采取果断的刺杀外，在他看来似乎已无其他选择了。谋刺，也许能在绝望中带来一线希望。”

八月，英宗在从上都南返途中驻跸南坡。铁失以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先杀拜住，又入行幄刺杀英宗。自答己死后重新推行的至治新政，不到一年复遭中止。

在汉族文人的心目里，元英宗的形象完全被按照儒家观念理想化了。他们怀念这个皇帝。在仁、英两朝做大官的张养浩，南坡事变多年后碰到在至治年间曾为英宗画过“御容”的画师，仍满怀深情地吟道：“封章曾拜殿堂间，凛凛丰仪肃九川。回首桥山泪成血，逢君不忍问龙颜。”拜住丞相也赢得汉人朝臣衷心的赞赏。同一个张养浩，在拜住的画像前题诗曰：“孤忠自倚了澄清，笑视群奸不足倾。壮志未酬还中彼，披图老泪雨如倾。”

南坡之变的发生，与英宗个人的性格其实有很密切的关系。或许恰恰是由于长期受太皇太后的压抑，他似乎比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位皇帝都热衷于表现天子的威严，史称“英宗临朝，威严若神；廷臣懔懔畏惧”，又称当时“禁卫周密，非元勋贵戚，不得入见”。张养浩的诗，说英宗“凛凛丰仪肃九川”，其实也是在描写他的“威严”。但是在“威严若神”的虚名下处处受制于答己，反过来更增加了英宗心理上的受挫感，结果只好迁怒于臣下。所以英宗朝“大臣动遭谴责”，对黄金家族成员的处罚在英宗朝也显得较多而较严厉。元廷每年要向诸王颁赏“岁赐”。历朝皇帝中加倍赐赍者不乏其人，而《元史·英宗纪》却有两年没有提到朝廷对诸王宗亲颁发岁赐之事。如果这不是因疏忽而失书于史，则是英宗对待宗亲勋戚刻薄寡恩的又一例证。这种做法，与仁宗之前讲求“惟和”，对臣下宽纵有余的政风完全不同。他的另一种发泄方法是酗酒，往往以乘醉杀人收场。当时有一个宫廷演员叫史骡儿，很得英宗宠幸。英宗经常“酒纵威福，无敢谏者”。有一天他在紫檀殿饮酒，命史骡儿唱歌助兴。史骡儿就以“殿前欢”的曲子应制，歌词中有“酒神仙”之句。英宗听到这里大怒，命左右杀之。酒醒以后，又找史骡儿。近侍告诉他已奉命处决，英宗颇有后悔之意，说：“史骡儿是拿‘酒神仙’来劝谕我啊。”他还因御史台官员劝谏他修寿安山佛寺而杀观音保、锁咬儿哈的迷失，杖窜成痨、李谦亨，引起轰动朝野的“四御史”之狱。这可能也是在狂怒不可自制的情形下做出来的事。

英宗这种个性，不但使他难以在自己身边聚集起真正积极维护新政的政治势力，反而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向自己政敌的一边。答己、铁木迭儿相继病死，本来是他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他对答己党羽先稍示宽恕，缓和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等待他们互相间渐生离心，而后再伺机各个击破，那么他也可能安然度过危机的余波。可惜他自以为对立面已经完全瓦解，继续对他们任情用法，终于逼迫铁失下决心孤注一掷，以死求生。

铁失究竟是否真在英宗准备处罚的人员当中，现在已经无法确知了。但是英宗反复无常、“果于刑戮”的性格，使铁失即便有一个“贵为君配”的妹妹，仍然不敢有片刻安心。他决定铤而走险，也正因为他知道，在蒙古人中间，这个“孑然宫中”的皇帝除了他的“孤忠”丞相，已经没有什么同盟者了。史称南坡之变时，“宗戚之中，能自拔逆党、尽忠朝廷者，惟有买奴”。这样看来，即使没有南坡弑宫这样的突发事件，英宗的新政，到底能取得多大成果。也是十分令人怀疑的。统治圈外的元人“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一待和天瘦。”

——关汉卿：《窦娥冤》

驿卒佟锁住、贯云石海牙传延祐四年（1317），张养浩为元政府收购粮食，两次在兴和（今河北张北）驿站中逗留，认识了一个在驿站中供役的人，叫佟锁住。以下就是张养浩讲述的关于佟锁住的故事：近几年来，京师居民中的未成年男女，离开家门外出时往往被奸民拐胁、隐藏起来。女的强迫她们作婢女，男的则被强制作奴仆。不肯服从的，就把他们运送到边远地区，如辽东、漠北等地，用他们换取羊、马、牛、驼，获取赢利。幸而因事情败露获救的人，为数是很少的；不幸而被互相转卖，使他们与父母、兄弟、姐妹等家人死生不能相闻者，则到处都有。呜呼！处在皇帝眼皮底下，习俗尚且如此，难道不是大怪事吗？

丁巳年（1317）春天，在兴和驿站，驿卒佟锁住把他的亲身经历向我述说。他原来是江西泰和县人。七岁时与一群儿童在街巷中游戏，被经过附近的一个骑者劫持而去。向北一直渡过了三条大河，翻越了不知道多少山岭，才到得兴和。骑者到一家酒店饮酒，就叫佟锁住在那里打杂。酒店老板一目失明。这时佟锁住才知道骑者已把他卖给酒店老板了。因为总算可以留在这里，不必继续北行，所以佟锁住没有抗辩。

古人出行图住了几个月后，店老板又叫他跟随几个骑马的人北行，说是跟他们去取还一笔债务。走了两天还一无所得，只是说住的地方还很远，等到了，就让他拿了钱回去。佟锁住已猜到他又被偷偷转卖掉了。但他听说当地的习俗，奴婢如果逃亡，被抓获后就要用烙铁烫印，所以只好假装很愿意离开旧主人去服侍新主人。所经之处，都是秃山，没有城镇住家。天气稍阴就刮大风雪，使人难于前行。这里的人们都以所养头畜的多少来区别贫富，身上穿的都是皮衣毛衣，食物只有马奶和大块煮肉，没有菽、粟之类粮食作物。家家户户都住在用毛毡做的庐帐里。

新主人把佟锁住叫做“察罕”（蒙语，译言白，经常被用作人名），又给他一领羊皮衣，2000多只羊，令他放牧。主人警告他说：“如果羊瘦了、伤了、逃失了或者无缘无故死了，我就要打你。”住的地方离牧地有20里，每次出去要携带路上吃的东西，与其他牧者相约共行，不然就会迷路，回不了家。同行的羊合在一起有一万多只，其他的牧畜也差不多一样多。从坡高处望去，满山遍野，就像云霞铺散在地上。各人的羊群都互相混淆，认不出来，佟锁住又担心又害怕。其他放牧的人告诉他：“不要紧张。到回去的时候。它们就各归自己的群落了。”等到傍晚，果然如此，他才放下心来。与一起牧羊的十几个人交谈，都是中原的良家子弟。被奸民辗转贩卖到那里去的。于是佟锁住想，原来背井离乡、与父母亲戚不通音讯、流落到异域之地、变作他人奴婢的，还不止他一个人。他的心中也就稍获安慰。

有一天，他的羊群正在山坡的坡脚流连，突然有百余头牛从山顶冲下来饮水于溪流，羊群来不及躲避，被踩死十几只。想想难逃一顿毒打，佟锁住遂脱下皮衣丢在山上，以迷惑追寻的人，下决心逃离那个地方。当时他十六七岁，所以很能行走。一开始每天走100里，几日后，可以走200里，甚至300里。只是一路朝南。饿了就抓一把野葱和溪水咽下去。到夜里则找一家有灯火的庐帐借宿。有人问话，就用蒙古语回答，所以倒也没有人怀疑他。后来在路上正好遇到一个朝廷使臣，于是佟锁住跪在他面前诉说自己的经历。使臣有点同情他，就给他一匹备用的马骑，让他骑乘。佟锁住这才重新回到兴和。

这时候他到官府去告那个酒店老板。老板以贩卖人口被治罪，佟锁住则被安置在当地驿站中当役。我在那里遇见他的时候，他在兴和作驿卒已经有一年多了。

听了佟锁住的身世，我十分同情他。于是就问他：“我要让你回到家乡去，与你的父母、兄弟相见，怎么样？”佟锁住叩头流泪说：“当然是我极愿意的。”我就命令有关部门下一道公文给沿途，供给佟锁住衣粮，护送他回到乡里。于戏！天下像佟锁住这样的人何其多呵！怎么能都像他那样碰到我，所以能够回到家乡呢？

贯云石海牙（1286～1324），畏吾儿人，元初著名的将领阿里海牙之孙，父亲为阿里海牙次子，名贯只哥，故以贯为姓氏。传说他的母亲尝夜梦神人摘天星为明珠以授，被她吞下肚里，因怀贯云石。

少年时代的贯云石俨然是一个“善骑射、工马槊（即长矛）”的将门之子。他在十三四岁时，曾经命壮士驱恶马疾驰。贯云石持长矛迎着奔马凝立。待马驰至面前，他翻身腾越马上，舞动长矛，四周生风。初袭父爵，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驻永城（在今河南）。他开始对汉文化发生强烈兴趣，大概就在部令行伍的这几年当中。有一天，忽然对弟弟忽都海涯说：“我生来做官的志趣淡薄。祖父的爵位，当时不敢不承袭。现在已经好几年过去，应该让你来做了。”他当天就写信把决定告诉父亲，并正式向政府呈交公文说明情况，解下虎符交给弟弟收掌。此后，贯云石整天和相与结交的文人游山玩水，互相唱和。

或许是在姚燧作江东廉访使、养病太平（今安徽当涂）的期间（1301-1304），贯云石去向这位名声很大的文人问学。他的文章、词曲都给姚燧留下很深的印象。姚燧被召到仁宗潜邸做侍臣后，再三向仁宗推荐贯云石。仁宗早已听说过贯云石把三品的大官让给弟弟的事，于是把他召去做自己儿子硕德八刺（即后来的英宗）的“说书秀才”。仁宗即位后，贯云石在翰林院做学士，参加了科举考试条规的制定。这时他颇有一点恃才用世的雄心，曾向仁宗上书条陈“六事”，建议朝廷释边戍以修文德，教太子以正国本，立谏官以辅圣德，表姓氏以旌勋胄，定服色以变风俗，举贤才以恢至道。这六条建议表明，贯云石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以传统儒学作为资源而形成的。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1310年代的后半叶，贯云石突然放弃了他的政治抱负。据说他向人宣布：“过去我辞去高官显爵而甘居卑位，现在接受翰林侍从的职务，它的名位比我辞让的军职还要高。人们会批评我沽钓美誉，贪恋高官。现在应该离去了！”于是他立即辞去官职，回到江南。

壮年南下的贯云石海牙，很快变成一个颇负盛名的文学大家。他遍历名胜古迹。所至之处，高人韵士、年轻学子、方外奇人，都愿意与他相交接，“得其词翰，片言尺牍，如获珙璧”。贯云石有点倦于应酬了。于是变姓易名，躲到杭州隐居晦迹。过去游历梁山泺（在今山东梁山）时，他见到渔夫织芦花絮为被，心里很喜欢，要用自己的绸被子来交换。渔夫看见他以贵易贱，知道他不是平常人，对他说：“你要想得到这条被子，你就要写一首诗留给我。”贯云石“援笔立就”，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芦花被》：“探得芦花不痫尘，翠蓑聊复藉为菌。西风刮梦秋无际，夜月无香雪满身。毛骨已随天地老，声名不让古今贫。青绫莫为鸳鸯妒，瘢乃声中别有春。”隐居杭州之后，他就自号“芦花道人”。他曾经入天目山，去见当时闻名的禅师中峰明本，自是每夏坐禅杭州郊区的包山，暑退方始入城。

学禅以后，他写的文章境界渐入深邃，诗歌也比从前更加冲淡简远，草书、隶书等变化古人，自成一家。晚年的贯云石，诗、曲、书、文都达到极高的造诣。当然，他在文学方面成就最大的还数元曲（又称乐府）。所制小令、套曲，清新流畅，“俊逸为当行之冠”。他旧以“酸斋”为号。同时另有徐某号“甜斋”，也擅长写曲，故时称“酸甜乐府”。他有一首小令：“新秋至，人乍别。顺长江水流残月，悠悠画船东去也。这思量，起头儿一夜。”只用二十余字，活生生地描绘出与情人初别之夜的缠绵感情。又有《[双调］清江引》：“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号破？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

随着他的性情越来越淡泊高洁，贯云石的行踪也“与世接渐疏”。白日正午已过，他还“拥被坚卧”，宾客多不得见。僮仆受他的影响，也以昼为夜。他就这样于“道味日浓”之间，死于钱塘寓舍，年39岁。贯云石视死生如昼尽夜来，没有什么虑惧。临终前不久，他写过一首诗云：“洞花幽草（大概是他两个小妾的名号）结良缘，被我瞒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圆。”

在寄迹杭州的最后十几年间，贯云石留下了不少戏谑人生的轶事。据说他曾在杭州“卖药市肆”，但是又有一则轶闻说，他在那里立碑兜售的，乃是“货卖第一人间快活丸”。当真有人来购买这种“快活丸”时，贯云石对买者伸展两手，大笑一声。领会了他的意思的人，于是也大笑而去。某日，杭州有一群衣冠士人到虎跑泉燕饮游观。席间赋诗，以“泉”字为韵。当轮到其中一人时，他只会哦哦呻吟“泉”、“泉”、“泉”，却作不出诗来。这时有一老叟拖着拐杖走过来，随口接应道：“泉泉泉，乱进珍珠个个圆。玉斧斫开顽石髓，金钩搭出老龙涎。”这群人大吃一惊，问道：“你就是酸斋贯吗？”答曰：“然，然，然。”众人于是邀请他同饮，尽醉乃去。汪元量、金姬传汪元量，字大有，号水云先生，钱塘人。南宋度宗时，以善鼓琴供奉内廷。宋元鼎革之际，当朝中重臣纷纷不辞而别的时候，他却以区区供奉琴师，虽不与士大夫之列，而眷怀故主，始终与赵氏的孤儿寡母共患难。他不仅相伴他们直到杭州城归元，而且追随三宫北上，长期羁留大都，直到宋皇室的遗孀们先后去世。

作为一个在深宫之中目睹南宋亡国全过程的见证人，汪元量用他行吟诗人快逸奔放的才气，留下了大量的记事诗。著名的《湖州歌九十八首》，从“丙子（1276）正月十日三”开篇，一直写到“三殿”在大都的凄窘岁月。所以有人说，“开元、天宝之事记于草堂（指杜甫），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他描写杭州城破之日的诗曰：“西塞山边日落处，北关门外雨来天。南人堕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又曰：“钱塘江上雨初干，风入端门阵阵酸。万马乱嘶临警跸，三宫洒泪湿铃銮。童儿癉遗追徐福，厉鬼终当灭贺兰。若说和亲能活国，婵娟应是嫁呼韩。”

宋宗室北上以后，虽然不能再像从前那般摆阔，但生活富足似乎还是不成问题的。他们的悲哀，主要是来自亡国之痛的刺激。一些男女宫人在这时表现了令人钦佩的意志。陈氏和朱氏两个宫娥，与两名婢姬在一起自缢身亡，在朱氏衣袖里留下的绝命诗写道：“既已辱国，幸免辱身。世食宋禄，羞为北臣。妾辈之死，守于一贞。忠臣孝子，愿以自新。”被留用于元内廷的一些宋内官中，有一个人叫罗太元，后来因病遣出。他的侄子与当日达官贵人多相交接，后来成为泰定帝时很得宠的宦官，罗太元在当时却不肯见他。有一次侄子又来求见，罗太元闭门不纳，从屋里对他说：“你阿叔病，要静坐。你何故只要来恼我？使受你几拜却要何用？人道你是泰山，我道你是冰山。我常对你说，莫要如此，只不依我。你若敬我时，对太后宫里，明白奏我老且病颓。乞骸骨归乡。若放我归杭州（罗太元是杭州人），便是救我！”离开大都之日，罗太元对着所自出的齐化门说：“齐化门，从此别矣！我再不复相见你矣。”遂大笑离去。

汪元量采取的态度，与上述诸人有些不一样。据说他曾奉命为忽必烈奏琴，于是得赐为“黄冠师”，从此“羽扇纶巾”。但他不得已与元室相周旋，好像是为了更方便用琴声去慰藉在大都的亡国君臣们。他演奏的时候、往往使听众宛若“出于人间，落乎天上”。时人说，汪氏之琴，像是天意为了让北渡的亡国君臣稍得“娱清夜、释羁旅”而有心安排的。“琴本出于怨，而怨者听之亦乐，谓其能雪其心之所谓也”，他时常与度宗的昭仪王清惠（这时已奉诏命出家为尼）消遣。所作《秋日酬王昭仪》云：“愁到浓时酒自斟，挑灯看剑泪痕深。黄金台隗少知己，碧玉调湘空好音。万叶秋风孤馆梦，一灯夜雨故乡心。庭前昨夜梧桐语，劲气萧萧人短襟。”

这时文天祥被软禁在大都。他曾去拜会文天祥，以“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相敦促，就是要他赶快去死。他为文天祥弹琴，演奏了‘拘幽’以下十操”。汪元量留下一首题目很长的诗，记述他与文天祥的会面。这首诗的题目是《文山丞相丙子自京口脱去，变姓名作清江刘洙。今日相对，得非梦耶？》。诗云：“昔年变姓走淮滨，虎豹纵横独怆神。青海茫茫建故国，黄尘黯黯泣孤臣。魏睢张禄梦中梦，越蠡陶朱身后身。今日相看论往事，刘洙元是姓文人。”粤人谢翱将归死江南。临行之时，旧宫人会者十八人，在城边宴饮告别。汪元量也抚琴相送，“行泪雨下，悲不自胜”。

他是宋朝宫室中好几个人的送终者。“女道士王昭仪”、“太皇谢太后”都先他死去。汪元量为谢太后的挽章写道：“大漠阴风起，羁旅孤血泪。忽闻天下母，已赴月中仙。哀乐浮云外，荣枯逝水前。遗书乞骸骨，归葬越山边。”少帝赵显比汪元量活得长，他被忽必烈遣往藏地学佛。汪元量为他送行的诗曰：“木老（赵显受封为“木波讲师”，故云）西天去，袈裟说梵文。生前从此别，去后不相闻。忍听北方雁，愁看西域云。永怀心未已，梁月白纷纷。”文天祥被处决后，汪元量也写诗咏之：“压山擒得到燕山，此老从容就义难。生愧夷齐尚周粟，死同巡远只唐官。雪中绝寒魂何在，月满通衢骨未寒。一剑固知公所欠，要留青史与人看。”

古代风景画鉴赏赵显被遣往藏地萨斯迦寺，事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汪元量在大都已没有什么人需要陪伴。他回到江南，当即在此不久后。在江南，他著黄冠、据枯杖，出入于名山大湖之间，若飘风行云，世人无法知道他的去留之迹。江西人把他当成神仙，甚至图画他的形象来供奉。

汪元量以他的“南吟北啸”来记录亡国之戚、去国之苦、间关愁叹之状。时人说，读汪公之诗而不坠泪者，差不多不能再叫他人了。还有人说，他的歌诗，就像“再嫁妇人望故夫之陇（此指坟墓），神销意在，而不敢出声哭也”。因为他的诗哀而不怨，只是“欷歔而悲”而已，所以在元代就流传于世，而没有被禁止。

自然也总会有人对他持批评的态度。比如有一种意见认为：宋朝末年，元兵压境。两宫居然仍以琴酒自娱。据说度宗在宫中就随时拿着酒壶，尽日不醉。这种情况表明，一定有人在用声色之乐蛊惑皇帝。说者婉转地指斥汪元量以琴惑君，接着说：“及大事已去，独其心怏怏，奔走万里若不释者。嘻亦晚矣！”中国传统文人总是把亡国的责任推在女人身上、皇帝的某个“左右”身上。现在我们又看到，还有人要把南宋灭亡的责任推给一个琴师去负担。这当然是不公平的。宋三宫蒙尘时，像汪元量这样“其心怏怏，奔走万里若不释者”的人其实并不多。所以清代的四库馆臣要说，宋季公卿若面对汪元量，“实视之有愧”。这个评价，基本上是中肯的。

金姬名金儿，济南章邱（在今山东章邱北）人李素的女儿。

金姬的外曾祖李某也是章邱人，至元年间被元政府派役，运送粮钱到大都。在大都，李某遇到宋旧宫人金德淑，被她的姿色所迷，乃留都不归。生了一个儿子，因名都生。李某死后，都生从母姓金。与章邱李某的旧族不通音讯。都生成家后生了一个女儿，也长得很漂亮。这时大都城里有一个章邱籍人，叫李素，想要娶一个美人为妻。都生就把女儿嫁给了他。她就是金儿的母亲。

金儿从小聪慧明敏，资质妙丽。识字以后，日诵古今经史和佛、道百家之书。李素得名医张明远之传，精于医卜之道，把他的技艺全都传授给了金儿。金儿对卜筮之术特别有兴趣，很快便“自极玄妙，言人祸福皆响应”，连李素也自觉及不上她。

这时已经是在元末，政局动荡。李素决定携家投奔章邱族人。他们很可能坐船从大运河南归。由于山东兵乱道阻，李素一家只好沿河继续南行，辗转曲折，来到盱眙（在今江苏）县城。相传金儿在初渡淮水到达盱眙后，曾在客舍题诗，曰：“马足燕山雪，船头泗水云。客身和雁影，飘泊过孤村。”但她的闲情逸致很快被突兀其来的一场家庭风波搅得粉碎。

他们客居盱眙时正值酷暑。李素的妻子金氏身着短袄。李素偶尔发现金氏肘下有一个铜钱大小的黑痣，与自己身上所长的完全一样。于是互相细问家世。这才发现，李素原来是至元年间那个留都不归的李某在章邱老家的亲孙子。这就是说，李素的岳父都生实际上是与李素生父同父异母的弟弟，而李素之妻金氏竟是他自己的从妹辈。这对夫妻“相顾惭恨，不能自存”。遂决定改为兄妹相称，别居于二室。他们的女儿金儿听说这件事，剪去头发，发誓要出家做尼姑，“以赎骨肉之耻”。这时正是至正十四年（1354）。苏北私盐走私贩张士诚举兵反元，为躲避元廷遣往征进的苗兵军锋，从扬州移至高邮，并抄掠邻郡。李素一家在盱眙为张士诚军俘掠。不久，金儿被分配到张士诚母亲“太妃”曹氏的帐中做婢女。

这年九月，元廷发师号称百万。由丞相脱脱亲自统率，将张士诚团团围困在高邮城里。曹氏命金儿卜凶吉。金儿卜之，得“无亡之小过”，于是对曹氏宣称，“取威定霸，决于此矣”。到了十一月，城中人心危畏，张士诚想投降，又怕元廷不肯赦免他，犹移再三。曹氏召金儿再卜。时值二更，忽然听到冬雷响空。金儿拜贺说：“明天可以出城应战了！”中夜，她登城楼仰视天象良久。天将曙，入告曹氏说：“龙文虎气，都显现在我方营上。时不可失，请赶快出兵击敌。”

据说正是同一夜，顺帝下诏削脱脱兵权的消息传到元军兵营。临阵易帅，兵心激变，元军在一夜之间气丧魄散，围城阵线顷时瓦解。张士诚乘机出击，大获全胜。金儿由是名声大振，大家都叫她“金姑姑”。虽然她从此不再剪发、穿道服，但仍修炼如故。

张士诚本来没有什么大志，满足于在苏北做自王一方的土皇帝，听说江南“钱粮之多，子女玉帛之富”，贪心渐起。但又不敢贸然深入江南，态度十分犹豫。曹氏命金儿再卜。金儿称得吉卦，并且套用当时已经流传的《扶箕诗》写成一绝云：“天遣魔兵杀不平，世人能有几人平。待看日月双平照，杀尽不平方太平”。张士诚这才决定派兄弟张士德先行领兵渡江，攻取江南。当时“吴会（指苏州）未下，雌雄未决，乃先自空其巢穴，以犯不测之险”。张士诚此举确实需要一定的胆量。金儿的卜算，大概真的给他增加了不少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