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一名多实(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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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以“四五”天安门运动为代表的全国抗议大潮,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民意的厚积薄发,显现出“文革”大势已去。

在此之前,一九七三年广州李一哲的大字报呼吁民主,一九七四年张天民等人就电影《创业》问题“告御状”,矛头直指文化专制,此类体制内外不同的抗争早已多见。从近些年来一些最新披露的资料来看,当时全国各地都活跃着众多异端思想群落,如北京有郭路生(食指)等人组成的文学团体(见多多文),在上海(见宋永毅文)、湖北(见王绍光文)、河南(见朱学勤文)、四川(见徐有渔文)、贵州(见钱理群文)等地,则有各种地下“读书小组”从事政治和社会的批判性思考。陈益南先生著《一个工人的十年“文革”》,也提供了一份生动而翔实的亲历性见证,记录了一些工人造反派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他们思想上的迷惘和最终清醒。这些都显示出,当年的天安门事件并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有广阔而深厚的民间思想解放运动,有色彩各异的思想者组成了地火运行。

新思潮以民主、自由、法制、人道、社会公正等等为价值核心,其产生大致有三种情形:

一是“逆反型”,表现为对“文革”的硬抵抗。在“文革”的极权体制和政治狂热之下,遇罗克、张志新、林昭、刘少奇、贺龙、彭德怀一类冤假错案屡屡发生,人权灾难层出不穷,迫使很多人进入了对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反思。包括共产党内不少高层人士,在“文革”前曾是各项政治运动的信奉者与追随者,习惯于服从权力的指挥棒,只是因自己后来身受其害,有了切肤之痛和铭心之辱,才有各种沉重的问号涌上心头。胡耀邦后来成为党内“民主”的倡导者,周扬后来成为党内“人道主义”的倡导者,显然与他们的蒙难经历有关。

二是“疏离型”,表现为对“文革”的软抵抗。当时没有直接受到过政治迫害的更多人,也对“文革”隔膜日深和怀疑日增,是因为“文革”妨碍了他们的个人生活欲望。这些人一般没有强烈政治意识和直接政治行为,但对“文革”形成了更为广泛而巨大的价值离心力。七十年代中期出现了青年们“革命还俗”后的“自学热”、“艺术热”乃至“家具热”——上海品牌的手表和自行车也被市民们热烈寻购。湖南著名的“幸福团”由一些干部子弟组成,寻欢作乐,放浪不羁,听爵士乐,跳交谊舞,打架斗殴甚至调戏女性。作家王朔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描写的一伙军干子弟,也接近这种个人主义、颓废主义、虚无主义的状态。这证明即使在当时执政营垒的内部,禁欲教条也被打破,世俗兴趣逐步回暖,加速了“文革”的动摇和解体。

三是“继承型”,即表现为对“文革”中某些积极因素的借助、变通以及利用。“文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从总体上说,具有革命理想和极权体制两种导向互为交杂和逐步消长的特征,两者一直形成内在的紧张和频繁的震荡,使解放与禁锢都有异常的高峰表现。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在主要政敌失势之后仍然发起运动,是“权利斗争”说难以解释的。他倡导“继续革命”和“造反有理”,“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随后两年里甚至使大部分国民享受了高度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全国串联,基层自治,虽然其最终目标至今让人疑惑不解和争议不休,但民主的激进化程度足以让西方人士望尘莫及。他后来政策进退失据,反复无常,越来越陷入极权弊端的困锁,但就全社会而言,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标的合法性还是得到了暧昧的延续,如大字报等手段获得法律保护,“反潮流”精神得到政策鼓励。这一极为矛盾的状态和过程,给结束“文革”留下了活口。回荡着《国际歌》声的“四五”天安门运动,以及后来被取缔的“民主墙”,不过是历史向前多走了半步,是“造反有理”的变体。

从这一点看,“文革”不同于一般的极权化整肃,比如一九六八年全国大乱被叫停以后,异端思潮仍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活跃与高涨,与五十年代末期“反右”以后的万马齐喑大有区别。同是从这一点看,对“文革”的反对,也不同于一般的西方式民主,比如新思潮并不是对bbc或者voa的照搬,亦无中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撑,而是一种根植于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中国特产。遇罗克、李一哲、杨曦光(杨小凯)、张志新等知名异端人物的经历证明,他们既有“逆反型”状态,从“文革”中获得了负面的经验资源;又有“继承型”状态,从“文革”中获得了正面的思想资源——在他们的各种文本中,红卫兵或造反派的身份背景隐约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遗传明显可见。

正因为如此,有很多研究者认为“文革”中没有民主,至少没有真正的民主,因为所有造反都是在服从中央“战略部署”的前提下进行,而且即使是异端思潮也往往带有红色的话语胎记。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不过历史从来不是发生在无菌箱里,民主从来没有标准范本。俄国叶卡德琳娜的启蒙,是有专制前提的启蒙。法国拿破仑的改革,是有专制前提的改革。人们并没有因此而一笔勾销历史,并没有对他们的启蒙或改革视而不见。古希腊的民主制与奴隶制两位一体,从来都不乏劣迹和伤痛,但后人并没有说那不是民主。“文革”其实也是这样,“尊王奉旨”是一方面,革命旗号之下的一题多作和一名多实,作为某些书生最难看懂的历史常态,是不可忽略的另一方面。在这后一方面,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标既然有了合法性,就固化成一种全社会的心理大势,如同一列狂奔的列车,脱出极权轨道并非没有可能。回顾当时众多异端人士,我们即使用西方某些最傲慢和最挑剔的眼光,也不能因为他们有一个红色胎记,就判定他们与民主无缘。

“文革”结束多年以后,市场化进程中冒出很多群体事件。工人们或农民们高举毛泽东的画像,大唱革命时代的歌曲,抗议有些地方的贫富分化和权力腐败,怀念着以前那种领导与群众之间收入差别很小的日子,甚至是粮票一样多和布票一样多的日子。作为“文革”的遗产之一,这种“怀旧”现象引起了广泛争议,很难被简单化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也许,这种“后文革”时代社会思潮的多义性,在一定程度也正好重现了“文革”时代社会思潮的多义性,为我们留下了一面检测历史的后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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