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循实求名开始(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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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碰到这一类词语还是难办,无奈之下只能求助于大致心会,留下各种文化之间不可通约的余数。

不仅“情理主义”说不通,“标本主义”、“刚柔主义”、“知行主义”等也肯定不像人话。这证明大多中国人处理标与本、刚与柔、知与行之类问题,还是顽强坚持和持久怀念一种整合、互补、兼济、并举的态度,不大承认词素之间的各不相干,更不乐意在价值取向上挑边押注。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语言影响思想,还是思想影响语言,中国语言文字重要特色之一仍是尽可能全面地、相对地、变化地描述事物,因此多多少少压缩了一元独断论的空间,使“主义”和“化”一类词用得不大方便。中国古人的儒学、墨学、经学、玄学、理学、心学等都很难简化为一个主义。经过二十世纪的西化狂潮,随着实践经验的逐步积累和文化自觉的逐步苏醒,一些进口的单色标签也在逐渐凋零。“革命化”、“市场化”、“集体化”、“私有化”、“道德化”、“世俗化”一类口号,经人们现实感受一再淘洗,在当今不是已退出历史,就是被用得十分节制。很多外来词甚至一直找不到移植的水土条件,比如中国老百姓较能接受大众与精英的结合,因此“大众主义”和“精英主义”听上去总有点刺耳,不易说得理直气壮,始终难以响亮起来。谁要是拍着胸脯自封“精英主义”或“大众主义”,在多数情况下必是自找没趣和自砸场子。

当然,“现代化”一词还未被更好的说法取代,姑且约定俗成地用着,以照顾人们的习惯和情绪。但多年来沿用的“社会主义”一词已经被“中国特色”、“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以人为本”等多种附加成分所拓展,词组越来越长,内涵越来越繁,已让很多西方人难以适应,不知这到底是什么玩意。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不过是中国人对旧标签的小心弥补和修整,或可视为一种名理上的破蛹待飞。

自主实践须自主立言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与西方迎头相撞,恩怨交集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其中大概含有三个层面:第一是利益的共享与摩擦,比如抗日战争期间的国人比较容易看到共享;而巴黎和会与藏独闹事期间的国人则比较容易看到摩擦。第二是制度的融合与竞比,比如引入市场和民主的时候,国人比较容易看到融合;遇到拉美、东南亚、美欧日经济危机的时候,国人则比较容易看到竞比。

其实第三个层面的关系更重要、更复杂、更困难,却更隐形,即中国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吸纳与超越。百年来时风多变暗潮迭起,但不论是仿俄还是仿美的激进革新,中国人都从西方引入了海量的思潮和学术,包括车载斗量的外来词,遍及哲学、宗教、科学、法学、文艺、经济学等各个领域,极大扩展和丰富了国人的视野,扩大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近似值。检点一下诸多新型学科,如果说国人因此对西方欠下一笔大人情,恐怕并不为过。在这里,即便是“xx主义”和“xx化”也是重要的舶来品。它们至少能让我们全面了解全球思想生态,知道偏重、偏好、偏见本是生态的一部分,在特定情况下甚至不可或缺——这当然是另一个可以展开的话题,在此从略。

不过,中国与西方虽然同居一个地球,共享一份大致相同的人类生理基因遗产,却来自不同的地理环境、资源条件、历史过程以及文化传承,又无法完全活得一样和想得一样。有些洋词是对西方事物的描述,拿来描述中国事物并不一定合适;有些洋词在描述西方事物时已有误差,搬到中国来更属以讹传讹——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夸大文化近似性的教条主义,倒算得上一个真实的“主义”,近百年来在中国不幸地反复发作。有些知识人似乎被洋枪洋炮打懵了,只能一直靠西方批发想法,总是忙于打听西方的说法,争着在远方学界的注册名录里认领自己的身份,以至文化软骨症重到了残障程度:比如明明是说及吾国吾民之事,却念念不忘在关键词后加注译名,一定要比附欧美的某些事例,套上他国他民的思维操典,否则就如无照驾车和无证经商,足以令人惶惶不安,足以招来同行们的窃笑和声讨。

其实,任何命名系统都有局限性,都不是全能。不同的文化之间既可译又不可全译,比如中文里的“道”就很难译,英文里的being也很难译,这完全正常。恰恰相反,难译之处多是某种文化最宝贵的优长所在,是特殊的知识基因和实践活血之蕴藏所在,最值得人们用心和用力,如果能轻易地外译,倒是奇怪了,倒是不正常了。换句话说,一个毫无难度全面对接的翻译过程,通常是一个文化殖民和文化阉割的过程,一个文化生态多样性消失的过程,对于一个有志于自主创新的民族来说,无异于声频渐高的警号。

从这一角度看,创新文化的基础工作之一就是创新词语,弘扬文化的高端业务之一就是输出词语,包括不避翻译难度、增加翻译障碍、使翻译界无法一劳永逸的词语,哪怕造成理论对外“接轨”大业的局部混乱和一时中断也无妨——这有什么可怕吗?这有什么不好呢?说岔了就暂时岔一岔,说懵了就暂时懵一懵,可持续的差异、隔膜、冲突难道不正是可持续的交流之必要前提?

一个不岔也不懵的美满结局未必可靠,也未必是结局。

作为文化活力与生机的应有之义,作为古今中外所有文化高峰的常规表现,历史一再证明,富日子里不一定绽放好文化,但新思想必然伴生新词汇,促成命名系统的不断纠错与校正。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面对一个全球化或多种全球化交织的时代,在深度吸纳世界各民族文明的前提下,采众家之长,避各方之短,从洋八股中大胆解放出来,在一种大规模的自主实践中真正做到循实求名,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必不可少,也非常紧急。

如果这一片土地上确有文化复兴的可能。

如果这里的知识群体还有出息。

2009年11月

*最初发表于2010年《天涯》杂志,原题《慎用洋词好说事》。

注释

[1]如亚里士多德称:……somethingeternalandimmovableandindependent……suchbeingsarethecelestialbodies.——《metaphysics》byaristotle.基督教重要理论家拉辛格也说:beingisthoughtandthereforethinkable.——《introductiontochristianity》byjosphkardinalratzinger,1990.

[2]见《matersofexchangecommerce,medicine,andscienceinthedutchgoldenage》byharold.j.cook,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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