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叶之恋（1 / 2）

红叶之恋

一九四六年初秋，我与友人合办的一张小型报纸，因为经营不善而停刊。结束一切烦琐的善后工作之后，我几乎像瘫痪了一样，整日在家休息，甚至对来探望我的朋友都懒得招待。

不久，接到从小同学，而且一直是知交的方云叔从上海来信：

千里：

我常听见文化界的朋友说：“如果你跟某人有仇，最好劝他办报。”谢天谢地，你总算自己饶了自己。

令兄来沪，曾获一晤，说你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且要杜门谢客。过分透支脑力和体力的人，常有这种现象。据我的经验，需要近乎放纵的生活，才能恢复身心的正常，因此，我劝你到上海来盘桓若干时日。

你记得吕班路上的那家“美龙”吗？最近我几乎每晚必到。吸引我的，除了它的龙虾沙拉以外，还有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恕我在这里卖一个关子，你一来就知道了。

云叔 八月十日

在这时除非是要我工作，否则我不会反对什么；而且确也曾打算过要换换环境，以便让我的太多的疲乏，能早日消失。于是，第三天的下午，我便出现在云叔的办公室里。

“你要我过怎么一种近于放纵的生活呢？”我说。

“这并没有一定的尺度。”云叔摇曳着他的腿回答，“点滴不沾的人，醉一次便是放纵；开口修身齐家，闭口礼义廉耻的人，偶然打一次茶围，也是放纵。像你，白天跑新闻，晚上编电讯，间或还要抽出空来写一两段副刊文章，那么，现在让你整天不做事，吃吃小馆子，看看电影，那不是近于放纵的生活是什么？”

我甚为奇怪，云叔本是个很拘束谨饬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辞令？因此，我默默地打量他，想找出一点与我半年之前所见的云叔的不同的地方来。有的，我发现他的动作变得轻佻，他的服饰变得更讲究，最显然的是眉宇之间常有一种掩抑不住的喜悦，这一切都是恋爱期中才有的特征……

“你在想什么？”云叔打断了我的沉思。

“我在观察你的变化。”

“没有什么变化！”他摇摇头说，“至少在对老朋友的交情这一点上。”

“当然，你不会觉察你自己的变化，但我相信我一定能够证明我的判断的正确！”

云叔微笑着，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说：

“走吧，我替你接风。”

“到哪一家？”

“当然是美龙。”

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家白俄所开的小馆子，和一般的罗宋餐馆一样，小小的店面，简陋的布置，除了一道汤以外，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但现在所看到的美龙，今非昔比，宽敞明亮的餐厅，红绒的座椅，而且还挂着油画。这时尚未到上座的时候，疏疏落落的桌椅中间，轻扬着悠远的旋律，显得格外幽静。

我们拣了靠窗的一张桌子，刚一落座，立刻走过来一个金发黑眼的女孩子，远远地就和云叔交换了一个眼色和微笑——一个难以形容的眼色和微笑。

“原来如此！”我所看到想到的，和我所怀疑的，都在这一瞬间豁然开朗。

“吃什么？”云叔从那个女孩子手里接过菜单递给我。

“你替我点吧。”我回答。

“那么，”云叔合上菜单交还给她，“听你的支配。”

“要酒吗？”是带着点山东味儿的国语。

“要的。两杯威士忌苏打。”

她一扭身走了，金黄色的长发，轻柔地往一旁甩去，像艳阳天气里迎风起伏的麦浪。

“这就是吸引你每晚必到的另一个原因？”我问。

“所以我说你一来就知道了。”

“大概又是帝俄落魄的王孙？”

“不，波兰人。”

“叫什么？”

“autonia，你叫她安妮好了。”

“可以请她喝杯酒吗？”我试探着问。

“你知道的，这里没有这种规矩。不过你可以问问她，大概还不至于碰钉子。”

其时，另外一个侍者来陈设餐具，我们便暂时中止谈话。接着，安妮捧着一只大银盘，端来了我们的酒菜。云叔向我使了个眼色，一个催促的眼色。

“安妮小姐，我可以请你喝杯酒吗？”我说。

“贵姓！”

“噢，安妮！”云叔抢着回答，“他是我的好朋友黄千里。你可以跟我一样，叫他千里。”

“不，那是不礼貌的，我应该称他黄先生。”她的语声中带着些鼻音，入耳甜而媚，然后转脸问我，“我当然不应该拒绝黄先生的要求。可是我想要知道黄先生请我喝酒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她指着云叔说，“伊里奥的缘故？”

由于缺乏心理上的准备，我一时不知所答，想了一想说：

“请等一下，我慢慢回答你这个问题。告诉我，你爱喝什么酒？我替你去要。”

“她爱喝寇利沙，你让她自己去拿吧！”又是云叔抢着作答。

安妮也真听他的话，微笑着去端来了她的酒，很自然地坐在我和云叔之间。我们一面喝酒，一面谈话。她的北方话实在流利，我禁不住问：

“你在中国住了几年？”

“你猜呢？”

“十年？”

“加一倍还要多一点。”

“原来你是在中国出生的。”

“我出生在南中国海的船上。”

“那么，”我看了云叔一眼，“你应该对中国人的性情了解得很清楚？”

“可以说是清楚，而不是很清楚。”

“这样，我就可以回答你刚才的问题了。”我说，“中国人有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相逢有酒，就是素不相识的人，也可以干一杯，何况你是伊里奥的朋友？所以，你不必问我请你喝酒的原因，我也不必有原因才请你喝酒，是吗？”

“嗯！”她用双肘撑在桌上，一双纤细修长的手，交叠着托住下颏，轻轻地说道，“对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中国。”停顿了一下又说：“还有，中国人。”

云叔看着我，而我则终于笑出声来。安妮看着我们两人，好似感到羞窘，一小杯橙酒迅速地在那两瓣红唇中消失，然后放下杯子，站起来说：

“对不起，我应该去招呼别的客人了。”

目送她远去，云叔问我：

“如何？”

“你赏识的人，当然不会错！”

云叔得意地笑起来，说：

“跟她处久了，你会觉得她确是很可爱的。后天是她的假期，明天我们可以到西区去玩一晚。”

第二天晚上，云叔果然约出安妮来，到大西路一家夜总会去玩。她穿了一身灰色的衣服，戴一顶绿白两色的帽子，薄施粉黛，浓染胭脂，打扮得特别俏丽。上海虽是个五方杂处、无奇不有的地方，但一个中国男子带着年轻漂亮的异国情侣，公然出现于夜总会里，究还罕见，因此惹起很多人的注目。

在幽暗神秘的灯光、兴奋热烈的音乐以及香水、烟草、鲜花所混合成的气味中，我们跳舞，喝酒，看流浪天涯的艺人的大胆表演，确是一种近乎放纵的生活。不用说，云叔和安妮自然是深深地沉醉在这种境界中，而我也被敲开了记忆之门，一些似酸还甜的往事，使我感到人生的滋味，确是耐于咀嚼细味的！

自此以后，我们几乎间隔一天，便在一起，当然也有很多出来玩的机会。接触时间较久，我证实了云叔的话，安妮确有很多可爱的地方，最可贵的是她有一种潜在的美，不作无谓的矜持，更不作浅薄的炫耀，只让你自己去慢慢发掘、静静欣赏。

两个月后，我倦游归来。但不久又接到云叔的信，他告诉我，他的老板（云叔是上海一个名律师的私人秘书）衔政府的使命去日本公干，须相当时期才能归国，因此他很清闲，而安妮恰好也有一周的假期，准备一同到南京去消磨，热切希望我也能参加。

在理智上，我觉得这时复员未久，有很多事要去做，而且办报失败所带给我的烦恼困乏，也早已不复存在，我不应该长此荒废浪荡，故以毅然拒绝为宜；但在情感上，我实在舍不得错过这一个好玩的机会，因为跟他俩在一起，真是精神上至高的享受。考虑结果，我终于接受邀请，同时写信给云叔，告诉他我将于第二天晚车起程。

车到上海北站，我很快地在月台上发现云叔和安妮。她穿了云叔的一条棕色裤子，嫩黄的毛衣，披一件红呢面子，正反两用的短大衣，脚下是一双镶色的平底皮鞋，十足一副旅行的派头。

“我赢了！”安妮向我招呼过后，转身向云叔说。

“你赢了什么？”我问。

“安妮今天下午判断你一定搭这班车来，叫我买好卧车票等你。真的让她猜中了。”云叔回答。

“你呢？”

“我要等你回信。”

“难道你没有接到我的信？”

“没有。”

“我如果不是这班车来呢？退票？”

“那得由安妮来决定了。”

“你们赌些什么？”

云叔看看安妮，安妮也正在看云叔，仿佛是阻止他不要说出什么来，于是云叔向我诡秘地一笑：“对不起，那是一个秘密。来，走吧！”

云叔领先上车，走得很快。我忽然感到一阵不自在，用低沉的声音向安妮说：

“我觉得做了一件很笨的事，我不应该参加你们的旅行。”

“为什么？”她诧异地问。

“我怕会干扰你们。”

“你不要这样说！”安妮热情地挽着我的左臂，“我和伊里奥都希望你能永远分享我们的快乐。”

“谢谢你！安妮。”她的回答确实使我感动，同时也减消了我的微妙不安的情绪。

在南京，以两天的时间，走马看花似的差不多跑遍了近郊附近的名胜，散漫而微嫌荒凉，这里并非短期旅行的理想目标。可是他俩意不在此，而我则向往六朝繁华、南都韵事，不论流水寒鸦、断碑残碣，皆可以触发我的思古的幽情，就这样各适所适，因此都没有失望的意绪或者不满的批评。

不过，这也许是因为我们下意识地认为可在最后的一个节目中取得补偿的缘故。一路上云叔不知若干次地向安妮渲染栖霞红叶的美丽，所以当他宣布第三天的目的地是栖霞山时，安妮兴奋得跳了起来。

半小时的火车，一小时的步行，到达有名的栖霞寺，匆匆巡礼以后，沿着寺后山路往达摩洞进发，只见三峰并峙，堆红叠翠，真是罕有的妙景。安妮时时惊呼，要我们注意她所发现的特别美丽的所在，但因此忽略了脚下崎岖的山路，不时倾跌，云叔只好顾不得欣赏当前的景色，小心地扶掖着她。

从达摩洞、功德泉、桃花涧、紫峰阁、千佛岭而至纱帽峰，在此小憩，然后往东绕小道直达栖霞山顶。这里有座玉皇殿，并无足奇，但殿外所见，却异常可观。云叔为安妮指点：罗列在南面的群山是龙潭；北方白带如链，蜿蜒曲折的是扬子江；西面隐在云烟之中，看不分明的千万人家，是南京。最后，云叔说：

“你听过‘锦绣河山’这句话没有？今天你才知道‘锦绣’两个字用得妙吧？”

“但是，这是你们的，我的呢？……”安妮忧郁地说。

想不到无意中勾起她的亡国之痛，云叔焦急地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她。于是，我含蓄地说：

“安妮，你归化我们中国，好不好？”

安妮没有任何反应，或许是她未听懂我的话。黑亮的双眼，凝望着天边，显然地，她在眷怀着她的从未见过的祖国——波兰。

一半是高处不胜寒，一半是想转换安妮的情绪，云叔催着大家下山。拣了一处背风而平坦的处所，我们铺上随身携带的毛毯，开始野餐。少女的忧愁，来得快去得也快，安妮重又恢复活泼。她用扎发的红带，细心地系上红叶，做成一顶桂冠的样子，让云叔替她戴上。

“是不是像印第安人？如果是的话，快替我取下来，难看死了。”

“不，像皇后。”云叔回答。

“像皇后？我不稀罕。”

“为什么？”我问。

“那种生活太严肃了。”

“那么你是比较喜欢罗曼蒂克的生活，是吗？”我又问。

安妮想了一会儿，正要回答，云叔拈起身旁的一片红叶，说：

“这片美丽的红叶当中，有一个非常罗曼蒂克的恋爱故事，你要听吗？”

安妮点点头。于是云叔为她讲述“红叶题诗”那个典故。安妮虽然生长在中国，但对中国古代，尤其是宫闱的生活，自还缺乏了解，因此云叔必须吃力地做许多附带的解释，在我听来，非常零乱噜苏，而安妮则全神贯注地听着，显得极有兴味。讲完，云叔把那片红叶佩在安妮的衣襟上，然后握着她的左手，痴痴地望着她。安妮低下头去，不住地摩挲着那片红叶，半晌，她低声地，仿佛是自言自语：

“中国人真是善于制造美丽的恋爱故事。”

“伊里奥就是其中之一。”

我向安妮做一个鬼脸，知趣地站起来，远远地去欣赏那片绚烂的秋色。及至我半小时后再度回来时，发现云叔的左颊上有一个红印，残脂宛然，还没有擦干净。

我忽然又想到他们打赌的事，便问：

“你们到底为我赌些什么？”

“噢，如果我赢了，她可以答应我一个不便宣布的要求。”

“伊里奥！”安妮大声地警告，但是云叔已经收不回他的话了。

“其实，安妮是希望你赢的，只怪我不知趣。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我故意说得闪烁其词，事实上是肆无忌惮地在开玩笑。

“你最坏！”安妮打了我一下。三分着窘，两分嗔怒，乃有一种东方式的妩媚在她脸上出现。

这一天玩得很痛快。迎着衔山的夕阳，踏上归途，又逛了秦淮的夜市，才回到鼓楼我们临时的住所。那是座精巧雅致的小洋楼，也就是云叔的“老板”战前在京所置的住宅，胜利后才从一个敌伪官员那里收回来。主人在上海开业，不过也常来京公干，所以保留了这所住宅，不但起居的设备很完善，而且经常有两个佣仆在照料，因此我们借住在此，感到非常方便舒适。

虽然白天跑了好多路，可是大家都毫无倦意，加之月明如昼，天气也不太冷，就更舍不得去睡，一齐聚集在宽广的走廊上，喝咖啡闲谈。安妮依偎着云叔坐在一起，右手从云叔的腰际圈过来插在他的大衣口袋里，静静地倾听着我们谈话。偶尔转过头来，可以看见鼓楼的影子，高耸着分割了那淡青色天空的一角。这是一个何等恬静优美的夜！

不知怎么又谈到了红叶。安妮那顶“桂冠”早已丢了，但云叔给她的那片红叶依然存在。云叔悄悄从她的衣襟上取下来把玩，那种深红的颜色，在月光下看来显得特别深邃古朴。

“千里！你有没有发现造物有一条很奇怪的法则——最美丽的时候，也就是将要接近衰败的时候，譬如这片叶子。”云叔说。

“所以我们应该特别珍视这一份美丽。”我发表了我的意见。

云叔没有回答，而是渐渐进入一种沉思状态。我意识到这应该是他们的时间，便站起来：

“对不起，我得先睡了，明天还要赶火车。”停了一下，我又补充，“如果你们明天还想玩一天，就不必很早叫醒我。”

一上床我就睡着了。半夜醒来，满室光明，月亮从窗外照到床前，像铺展开一条银色的毯子。我的头脑非常清醒，毫无睡意，便决定起来欣赏这难得的月色。

拉开房门，首先看到一粒星火和一团黑影。定睛细看，是云叔坐在原来我坐的那张靠近栏杆的藤椅上。他也听见了我的足步声，回头看了一眼，依然保持原来的姿态。

“如此良宵，你坐在这里发什么呆？安妮呢？”我走到他面前问。

“睡了。”

“明天不走吧？”

“你看，这月亮，”他答非所问地说，“最圆的时候，也就是将缺的时候。”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苏东坡早已先你而言。不过事虽难全，人总是费尽心血去追求圆满的。”

“这就是一切烦恼之由来。”他很快接着说道。

“如果说有烦恼，那也是命里注定。”

“不然。”他很平静地说，“乐极生悲，有圆始缺，欲除烦恼，无生无灭！”

“不得了，你哪里来的这四句似诗非诗、似偈非偈的东西？”我点上支烟坐下来说，“对不起，我们谈谈别的好不好？我是凡夫俗子，没有资格跟你参禅。”

“你以为这是佛家的说法？”他也点上支烟，“其实这也是儒家的说法。”

“儒家并没有不许人去追求圆满。”

“但是他叫人‘求阙’！你不能不承认曾国藩可以代表儒家吧！”

我一时语塞，但心里并不屈服，而且我觉得应该说服他改变那种出世的态度。想了一会儿，我以做结论的口气说：

“总之，你的‘红叶哲学’没有存在的可能，更没有延伸的必要。你说红叶最美丽的时候也就是将要衰败的时候，我觉得唯其快衰败了，才应该更珍惜它的美丽，你看重在衰败，我看重的是美丽，见仁见智，观点不同，这或许可以归入‘认识论’的范畴。”

“好一个‘见仁见智，观点不同’，那么你总不能不承认我的‘红叶哲学’也是一种看法。”

“岂有此理……”

“算了，算了！”他含笑摆手，“一牵涉到哲学，就要抬杠了。辜负月白风清，真是何苦！睡吧，明天走。”

“奇怪！你忽然又变得如此旷达！”

“既然‘此事古难全’，那么不学学苏东坡又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想开了，还是故意安慰我？总之，他已在我心灵上投下了一道阴影。

第二天，我本想取道上海，径自回家，但由于他俩的坚留，我又在上海住了一晚。安妮带我到她家去玩，会见了她的母亲——一个生长在法国的意大利人。她红润的圆脸上老挂着一团笑容，对待云叔尤其亲切得像自己的子侄一般。傍晚，安妮帮她母亲准备好晚餐，搬出了古老的烛台，围着铺上红白格子台布的方桌，在烛光摇曳之下，我们一面吃通心粉，一面喝红酒，随意闲谈着。安妮的母亲谈到青岛和天津，谈到安妮的父亲，以及十年前他死于心脏病后，怎样茹苦含辛地养育安妮。在她的一切回忆中我们分享了欢乐，也分担了愁苦。这异国情调的一夜，予我以甚深的印象。

之后，我回到家乡，而且很快地在一个军事机关里觅得职位。这以后的几个月中，我没有见过云叔和安妮，不过跟云叔常有书信交往。他的来信多半是很简短的，有时也提到安妮，有时在信末赘一句：“安妮致候。”可见他们还是常在一起的。

就这样到了第二年春天。三月的末梢，我服务的那个机关有一天特定的假期，中间隔着一天，又逢例假，那就是说如果请一天假，便一共有三天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我决定邀请云叔和安妮来玩一次。正当我在办公室计划这件事时，突然接到家中来的电话，说是有一个“外国女人”找我，要我到某旅馆去看她。

不用说，当然是安妮。于是下班之后，我便径照她所留下的地址去找她，并未遇见，但她在旅馆里留下话叫我等她，同时茶房打开她的房门，让我进去休息。床上放着一只极小的皮箱，桌上放着一份本地市区的地图，这说明她是一个人来的。此外我又注意到并没有照相机、望远镜之类的东西，可见她也不是来游览的。那么，有什么事呢？云叔为什么不陪她一起来？云叔为什么不事先写信告诉我呢？

一面想，一面等她，好久还没有消息。这时我还未吃晚饭，便留了一张条子，并且关照了茶房，然后上街，不想刚一走到闹区，便遇见了她。

“我正想找你们来玩，你倒先来了。伊里奥呢？”我问。

“我也正在找他……”

“怎么？”

“我要详细告诉你。”她看看四周说，“到我住的旅馆里去谈，好吗？”

“不，我还未吃饭，你呢？”

“我吃不下什么。”她皱着眉说。

“那么陪我坐一会儿，我们一面吃，一面谈。”

在我用餐中间，她告诉我，自从过年以后，云叔在美龙出现的次数便渐渐稀少，有时她打电话给云叔约他出来时，即非借故推托，也是意兴阑珊。其间安妮和安妮的母亲，也曾暗示地提到他俩的婚姻问题，云叔都闪避着不做答复。这半个月甚至避不见面，直到昨天打电话去问时，才知道他已经辞职离开上海。

“无数个晚上，我在研究这一点，伊里奥这种态度是什么意思？”安妮接着说，“虽然我不愿意如此设想，但我不能不承认这一事实——伊里奥不爱我了！”

“不会的！”我显得很有自信，“那太不可思议了。”

“是啊，我也这样想。所以我要找到他问个明白。但是——”

“但是怎么样呢？”

“但是我想，如果由你来问他，比较……比较好一点，是不是？”

“那是我义不容辞的。”我想了一会儿说，“我有把握找到他。一切等我见过他后再说。”

安妮投给我一个感激的眼光，低下头去搅弄着她的咖啡，轻轻地说：

“你不会笑我吧？”

“没有人可以笑你，安妮！”我说，“但我需要弄清楚一点事实，伊里奥对你，是不是有爱情上的‘负担’，或者说是‘保证’？”

“啊？”她旋即明白我的意思，“没有！谈不到负担，也不必要保证。爱情是一种奉献！”

这两句话使我肃然起敬。我说：

“你回旅馆去吧！至迟明天中午，我可以给你确实的答复。”

送走安妮以后，我开始去找云叔。他的老家在离此四十里的一个镇上，有公路可通，虽然已经很晚，但为了安妮为了云叔也为了我自己，我决定就在今夜解决这问题，于是要了一辆出租汽车，一直找到他家，敲了好半天的门，才有人出来应接。走到厅堂上看见云叔正迎出来，我一把拉住他说：

“走！汽车在门口，去跟安妮道歉！”

“安妮来了？真的？”他的反应是出乎意外的平静。

“我不至于在这时候从四十里外跑来开你一个玩笑吧！”我说。

“你来得正好。”他不直接答复我，“我也正要跟你谈安妮的问题。”

“那么就走吧，在车子里谈。”

“不忙！”他好整以暇地说，“你要不要先看看家母，她昨天还提到你呢！”

“太晚了，不惊动她老人家吧！”

“那么，你坐一会儿……”

说着，他进去了。我猜想他大概是通知他家人今晚要进城去。但不然，一刻钟之后，他又出来说：

“你不必走了，今晚住在这里。”

“那怎么行？走，走，现成的车子。”我连声催促。

“车子让我打发走了，而且我已写条子托司机带到府上，说你不回去了。”

“你，你……”我气得说不出话。

“轻一点！”他把手按在嘴上，“家母已经睡了。”

“云叔，你在我面前玩这套手腕，太不对了！”我忍气吞声地说。

“原谅我，千里！”他那一份诚挚的歉疚，融化了我的愤怒，“到我房间里去谈。”

我无可奈何地跟着他进去，开始叙述今天下午一直到此刻的一切。云叔非常注意地谛听着，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我发觉他时时在躲避我的视线。等我讲完全部经过，他接着说：

“我应该对她道歉……”

“不，负责！”我纠正他。

“你听我说下去！”

然后他隐在烟雾里，用低沉的声音叙说他曾经几次向他母亲请求准许安妮做他的儿媳，都没有得到同意……觉得长此以往，不免要造成悲剧，因此迫不得已采取“逐步撤退”的办法。最后他说：

“家母的守旧固执你是知道的。”云叔停了一下，加重语气说：“我是她仅存的一个儿子，而且是遗腹子，你想我忍心违逆她的意思吗？当伦理观念和爱情发生矛盾时，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我，自然只能牺牲后者。”

“难道就没有调和的余地？”

“没有！你说，有什么办法？”他反问。

“不过这个家庭的因素应该早在你顾虑之中的。”

“不到那时机顾虑什么？难道你认识一个女孩子就想跟她结婚？”

“哼！”我冷笑道，“你真是辩才无碍，不过都是遁词！事实上是你那倒霉的‘红叶哲学’在作祟！”

这一下击中了他的要害，他不再开口。

“云叔，你良心上过得去吗？”我用更严厉的口气责备，“我想不到你是如此自私的懦夫！”

“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的。”他低声地说。迷惘的眼光中，闪耀着奇异神秘的意绪。他说：“奇怪，我常预感着和安妮有一个不幸的结局，可是我无法设想那是怎样的结局！”

“见鬼！”我诅咒着说，“我看你这样下去，倒真的要造成不幸的结局！”

“不，我在逃避那个不幸的结局！”

“这就是你对我骂你懦夫的回答？”我说。

“随便你怎样说吧！”他苦笑着说。

“那么，”我提到最实际的问题，“你让我怎样向安妮交代？”

“最好……”他踌躇了一会儿，“最好说是没有找到我。”

“为什么要跟你通同作弊？”我威吓他说，“我要告诉她全部真相。”

“千万不要这样做！那使她太伤心了。”

“你觉得一包慢性毒药比一把刀来得更仁慈？”

他勃然变色！但随即软弱地倒在沙发一边。侧面看去，有两滴泪水在闪闪发光。

我丝毫没有怜悯他的意思，而且更残酷地说：

“你这两滴眼泪是哭安妮不幸遇到了你呢？还是哭你自己不能获得别人的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