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得浮生半日闲（1 / 2）

徐树铮是个洒脱不羁之人，特立独行，也不在意那些趋炎附势之辈，或者说，那等人根本就不在他眼内。

他也不去计较如今门厅冷清，只是这样的待遇让他更加的看破世事而已。

午后的阳光愈加浓烈起来，坐在这口鼻皆香的庭院里头，思绪渐渐模糊起来。

徐树铮招了招手，喊从人去整治些小菜，既然无事，索性小酌一番。

既然春光无限好，也不要辜负，自有飞花在春光中陶醉，而他们则在春光中微醺。

在段祺瑞家中，能够享受这种无比随意代价的，也只有徐树铮一人，有时候段芝贵也来，但段祺瑞更多的是客气，拉拢，并不是真正的性情流露。

只不过片刻，下面就整治了酒菜上来，两人对坐而谈，浅饮轻酌，倒也有一番雅趣。

一个食盘，八样小菜，奶汁肥王鱼、香炸琵琶虾，红烧果子狸、焦炸羊腿肉，一盘毛豆腐，再加三个素色小炒。

段祺瑞平时很是清廉，很少吃这么丰盛，徐树铮来了，才会如此奢侈一番。

徐树铮人高马大，能吃肉，故而，段祺瑞也不愿意亏待了这位得力干将。

其实，一国内阁总理，平日里也就是两三个小菜加个汤，有时还不吃荤菜。

要是那些整日间大吃大喝的食利阶层知道了，只怕会惊掉下巴，无地自容。

如今运输方便了，南来北往的货物络绎不绝，总能买到许多从前稀罕之物。

不仅仅是牛羊肉与猪肉，就连其他鱼类也能在市场上并不少见。

说到吃肉，李安生上台之后，京城还流传过一个笑话，那就是李大总统是吃肉大总统，李大总统上台了，民众不用愁没有肉吃，肉也会越来越便宜。

东北如今到处都是养殖场，除了牛马羊，还有大量的养猪专业户，东北出产大量皮毛的同时，还出产大量的猪肉。

过去猪肉是贱肉，一般人多吃羊肉，但如今东北已经推广了吃猪肉，成为了东北民众的主要肉食。

东北老百姓桌上，时不时的都能吃上猪肉，甚至是羊肉，还有鱼是每天必食，东北在民间推广吃鱼。

尤其是学堂里头，是一定要有鱼的。

李安生执政东北时规定，每个学校的校长带头，教师们都要要负责将午餐时孩子吃的鱼肉中的刺挑出来，不厌其烦的挑出来。

虽然东北所有的校长与教师都喜欢深海鱼，因为没有刺，或者很少刺，但是由于深海鱼供应有限，他们只能继续每天最为烦累的一项活计。

当初中俄战争结束，李安生将外东北拿了回来，使得大量的深海鱼开始充实东北市场，使得东北的所有校长与教师们欢舞雀跃，倒也是一项奇谈。

这年头，东北的百姓吃的粗粮与细粮搭配，还能吃肉食，羡慕死了全国其他地区的百姓，而随着各种养殖技术的传播到中国其他地方，猪肉、鸡鸭肉等也开始逐渐的走上了老百姓的饭桌。

故而李安生一上台，北京的百姓们便奔走相告，他们别的不知道，只知道要有肉吃了。

清末的北京，王公大臣云集，“除朝贵及纨绔子弟，暨南省京官盘餐兼味，食用稍丰外，其余上自闲散王公，及疏远之皇亲国戚、八旗官兵以及北五省京官，一日之中，上者食面食，下者食杂粮。侑食之馔，羊肉鸡卵，一二品已为异味。下者生嚼葱蒜，若调酱则已丰矣。”

那个时候连王公大臣都要吃些粗粮，更何况肉食？可想而知清末北京老百姓吃的都是些什么。

也许听起来，北京的老百姓，甚至是直隶其他地区的老百姓敲锣打鼓，欢迎李安生到各地视察，只是因为一个原因，李大总统来了有肉吃，有些可笑。

但是，这何尝不是一件无比苦涩的奇谈。

光绪时代，全国各阶级几乎都出现了生活下降的现象。山东小麦种植量第一，一般人却卖小麦购粗粮。

1883年的《北华捷报》这样形容河北地区一般农民的生活：“农民虽然大部分都贫穷，但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人还比较少。只有在荒年，他们经常以野菜为食，甚至连野菜都找不着而成群饿死，正像一八七八年和一八七九年的情况那样。在最好的年头，他们也吃最低级的食物，穿着朴素的衣服。他们的食物几乎完全是同大豆或豆腐渣混合起来的高粱及小米。一块白面馒头便是一种特别的款待。当然更难吃到任何肉食。有一天一位贫农在叙述皇帝豁免田赋的时候说道：‘如果他是皇帝，他将随他高兴地把面条吃一个饱。’对于一个以高粱为主食的农民，毫无节制地吃面条，就是一种理想的生活”。

李安生就任总统的第一天，《北华捷报》便以大标题正版刊登了当年的这篇新闻，并且进行了富有激情的评述。

是啊，对于一个以高粱为主食的农民，毫无节制的吃面条，成为了最大的梦想。

民国前后，关内老百姓的生活也开始有了改善，至少，没有再出现饿死人的现象，部分人也能开始吃的调匀，粗细粮搭配，尤其是去年的一次大丰收之后。

但影响关内百姓民生最为重要的，还是铁路运输。

铁路是影响近代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变量。运输成本的降低可使农民更广泛地与国内、国际市场相结合，为改进民食创造条件。轮船运输在清末就已经对华北沿海的民食产生了改善的作用。

清末北京的粮食供应有部分来自东北，对华北内地粮食压力减轻。李安生刚穿越到东北的那会，大部分地区的民食有所改善，而东北的粮食产量逐年大跨越之后，关内百姓的日子好过了许多。

自去年开始，直隶百姓一般人“午饭必有熟菜，或杂以荤腥，饮必以茶。一村中之茶馆或有两三处，因饮酒者渐多”。

这种现象的发生，正在于交通运输改善所带来的流通与商机的增多，尤其是东北铁路网的完善，以及中东铁路与库张铁路落到民国手中之后。

人民有机会进行多种经营，或加强商品化比重，各地区相互交流，摆脱了清末的缺粮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