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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润年今年有65岁了,人到了这个年纪,身体的各个器官都在退化,毛病也渐渐多了起来。要想保持健康的体魄,除加强锻炼身体外还需要戒除不良嗜好。抽了一辈子烟,说戒就戒了,还是下了很大决心的。

陆一伟关心地道:“那您要多保重身体,别太劳累了。”

蔡润年眼眶红润,点点头道:“谢谢你还记得我。”

陆一伟心里说不出的滋味,环顾一周道:“景伟哥出去了吗?”

景伟是蔡润年的儿子,早年间就出国了,陆一伟只见过一面。据说,父子关系并不融洽。蔡润年叹了口气道:“他今年没有回来。”

“哦。”陆一伟意识到触及到蔡润年的痛处了,看到桌子上放着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的性格》,一本是《国富论》,连忙转移话题道:“蔡教授,您近来在研究经济学专著?”

蔡润年瞟了一眼道:“是啊,闲来无事,随便看看。”

这两本书陆一伟都听说过,但从来没看过。一本是美国传教士亚当斯密斯在十九世纪中国传教时,用脸谱化的形式详细记录了中国人的性格,对时下的国人描写得入木三分,其中最经典的一句话是:中国人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

而《国富论》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十八世纪所著,提出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理论,主张市场经济的自由放任,这一核心思想给后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这本书出版时正值第一次工业革命,而我们国家正处于康乾盛世。

陆一伟拿起来翻了翻,道:“蔡教授,我很久没听您上课了,现在想想当初挺怀念的。”

蔡润年感慨地道:“是啊,我记得你们这个班就数你问题最多,而且观点都那么新颖,搞得我都稀里糊涂。我教过的学生千千万,你虽然不是最有出息的一个,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

听到如此高的评价,陆一伟连忙感激道:“蔡教授,您过誉了,其实我的天分并不高。好多东西都是到了大学里跟您学的。时至今日,您教我做人的道理依然铭记于心,不敢遗忘。”

“唉!”蔡润年唉声叹气道:“一伟啊,你是个善良正直的人。我当初就说过,你适合搞学术专研,可你不听我的,非要回家,非常遗憾啊。我说这话的意思,你能明白吗?”

“嗯。”陆一伟点了点头。

“不,你不明白!”蔡润年突然激动地道:“善良正直的人根本不适合官场,我可以毫不顾忌讲,如果没有人帮衬你扶持你,你断然走不到今天。官场之险恶不是单纯的生态环境,而是千百年来封建的残余力量。我问你一句话,假如的靠山有一天倒塌了,你会何去何从?”

陆一伟从来没思考过这个问题,道:“蔡教授,其实我不赞同你的观点,官场上的媾和之人终究见不得阳光,邪不压正就是这个道理。不可否认我走今天借助了旁人力量,但我要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即便放到任何岗位都不见得出彩,不是吗?”

蔡润年拍了拍胸口,道:“一伟,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悔不该当初,我误入政界,自以为凭借学识可以为省里提供智力支持,但最后的结果呢,还不是败在势力之下?他章秉同懂什么经济,工业是基础,城建是面子,没有经济如何搞城市建设?难道面子比里子更重要吗?”

黄继阳在任时提出的搞企业改制,蔡润年有很大功劳。他的思路并没错,而且紧扣中央发展战略,但举国上下都在大搞城市建设,加快城镇化步子,他的观点显然不讨巧。在政绩当道的今天,能在一块空地上自由发挥,还是下大力气维修破旧淘汰的旧拖拉机?估计谁都不会选择后者。

两年可以盖起一栋高楼大厦,主政者可以自豪地指着,看,这是我的政绩。而两年不见得能把一个企业彻底改制。即便改制,产生的经济效益微乎其微,甚至越改越糟,依然靠政府输血艰难度日。“土地经济”尽管是泡沫经济,但历任执政者似乎都不约而同默认这一见效快的产业项目。

蔡润年显然对章秉同有些不满,但如此明目张胆直呼其名批评省领导,可见心里有多气。陆一伟不能顺着他的思路往下聊,万一隔墙有耳,谁知道会不会被其他人听到呢。从口袋里掏出红包放到桌子上起身道:“蔡教授,您多加注意身体,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了。”

“这这这……你太客气了。”蔡润年跟着起身道:“中午在我这里吃饭,我和你好好喝一杯。”

陆一伟委婉拒绝道:“我中午还有客人,等改天有时间了,一定过来陪你。”

临走时,蔡润年突然道:“一伟,你恨我吗?”

陆一伟蹙眉问道:“蔡教授,何来恨之由?”

“上次你岳父的事……”

陆一伟淡然一笑道:“都过去的事了,没必要再提了,再说您又没做错什么。”

从蔡润年家里出来,陆一伟心里总觉得别扭,不知是自己变了,还是蔡润年变了,一切都变得如此陌生。以前和他坐下来聊不完的话题,而如今还没聊几句都已经无话可聊了。

大年初七,正式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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