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铭由山西监察御使迁任云南左布政使，作为军机大臣的孙嘉淦自然是知道的，毕竟升迁命令是由军机处签发，再交由吏部下达。

话说，孙嘉淦同董铭在山西共事，算得上董铭的老上级，而且两人在山西时相处的着实不错，虽然当时双方地位悬殊，可私下关系极好，在孙嘉淦看来，董铭不仅是能吏，更是心怀天下百姓能干实事的清流，而且还已入了皇帝法眼，日后定是朝廷栋梁之材。

但就算孙嘉淦也没想到，董铭居然会如此一鸣惊人，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就被一跃高升，成了云南左布政使，当得知朱怡成要大用董铭后，心中着实有些感慨，同时也暗暗心喜。

孙嘉淦一直自誉为清流，他和董铭一样同样是从地方做起的能臣。但假如仅以清流而言就认为孙嘉淦在朝中孤芳自赏，不会做那些拉帮结派事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往往越是清流就越爱搞党同伐异，这点早在前明中后期就是如此，前明之所以灭亡天灾人祸是一个原因，朝中党争不断同样也是一个原因。

军机处换届之后，史贻直成了首席军机，同为清流的孙嘉淦自然同史贻直是一党的，而且一开始在军机处内部也占据了上风，趁着军方力量在军机处暂时不强的情况下主动出击，压得庄岩气都透不过来。

原本以为把军方力量从军机处打压下去，随后借此控制住军机处的话语大权，然后再拉拢其余军机大臣为己所用并不太难。但谁想到，史贻直一来操之过急，二来他在几件事上判断错误，导致非但没有压下军方力量，相反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

随后，蒋瑾趁机在军机处发力，在加上何显祖这个墙头草哪里势力强就倒向哪方。还有曾逸书，此人虽年纪不大，但在军机处的资格却仅次于史贻直，要知道他中进士后没多久就进了军机处，虽然一直担任军机行走之职，给当时的军机大臣打打杂，做些辅助工作，可是在实际情况下，曾逸书许多方面已在干军机大臣的事了。

这一次正式入了军机后，曾逸书的地位虽然排名最后，可对于他其他人却不敢有丝毫轻视，明面上曾逸书的态度有时候会偏向清流，可有时候也会偏向蒋瑾或者军方，似乎他这个人同何显祖差不多，都是没太大主见的家伙。

可实际上孙嘉淦后来才明白，军机处中曾逸书其实那一派都不是，他的立场根本和之前想象的不同，假如要真论起来，曾逸书算得上半个帝党，也就是朱怡成的人。

至于另外半个，曾逸书可以说是持中而已，也就是谁有道理他就支持谁，维持不偏不倚的态度。

所以说，曾逸书的身份反而在军机处是比较超然的，其他军机大臣对于他的这种态度也没法反驳，再加上朱怡成嘴上不说可心里其实对他的信任也是众所周知，何况曾逸书手里还捏着大明的钱袋子，这样一位财神爷，任凭谁也不好无缘无故地去得罪吧。

眼下史贻直名义上虽依旧是首席军机，但他如今已经出京，在明眼人心里都清楚他这个首席军机已不管事了，之所以出京替皇帝巡视天下，那是朱怡成为避免军机处动荡和维护史贻直特意安排的，等他巡视归来也就是正式退出军机之日。

史贻直一走，军机处就成了蒋瑾独大，再加上蒋瑾在朝中原本就根深蒂固，当初廖焕之部下的不少人眼下都已投入了蒋瑾门下，其势根本就不是孙嘉淦能挡的。

所以这些日子孙嘉淦在军机处内地位已不如从前，孤掌难鸣之余一直都在琢磨着破局的办法，而这回朱怡成突然重用董铭，让孙嘉淦顿时看到了希望。

董铭眼下已是云南左布政使，妥妥的地方大员，而且以董铭的能力，孙嘉淦确信无疑等他去了云南用不了多久就能为朝廷控制住西南，从而立下功劳。

到时候有了这份功劳，再加上朱怡成的看重，说不定几年后董铭就会调回京师，到时候无论是为一部尚书又或者直接担任都察院左右都御使都是极有可能的。甚至说不定等军机处有变，朱怡成直接把他放到军机处的机率也是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