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这并未加征任何粮饷。

真的要到使用民力较大的程度，那五十万大军也就组织起来了。

这种形势之下，他们也很难阻止皇帝用兵。

但文臣从来都不是‘怕事’的主，听到皇帝这样讲，户部尚书何鉴已经慌了，“皇上，边境偏远之地历来赖蛮夷之酋而控，且汉匈之争时就已有古训，谓之：得其地不足为广，有其众不足为强，自上古弗属。这样的土地臣不知伐来何用？执意如此，反倒会引得边民反抗，致使战乱不断，徒耗国力啊！”

朱厚照仍显轻松，“何尚书不要那么急，朕一口气说那么多的地方，也不是要一年就办完，更不是直接派大军过去杀完，否则咱们君臣今日不需议了，下旨调兵就可以了。今日之所以召集内阁、六部，再加上朝中勋贵、地方要员，便是要分门别类，针对不同的地方，采取不同的策略。这里的策略不仅包含方法，也有时间。你便放心吧。”

杨廷和进言道：“臣在想，陛下今日之意，是要明晰大明与四方诸国的具体关系。”

“对，可以这么理解。”

“那也不都是要征伐吧？”何鉴颤着声问。

严嵩补充说：“有些土司本身习汉字、晓汉礼，心向朝廷，意归入中原。所以当然是不会全部要征伐。”

周尚文也说：“还有，朝廷对一些区域的掌控仍然还在，兴许也不需要大军。譬如辽东。”

一般来说，很多人都觉得明朝在取消了奴儿干都司以后失去了对辽东的掌控，但事实并非如此。

奴儿干都司本质上是一个招抚机构，并非一个军事机构，裁撤了它，并不代表就不控制那里的卫所了，其实一直到万历年，辽东都司对那里的管控一直都是存在的。

否则，努尔哈赤当的什么大明的臣子？还不是形势比人强，不得不低头。

但原奴儿干都司区域的卫所确实也比较像是土司制，即朝廷以酋长来体现对当地的统治。

真的要征赋税、调兵马的时候，问题就来了。你要是给钱，说不定也能行，你要是不给钱，有的卫所就不理你了。

而朱厚照之所以一定要找这些人的麻烦，就是因为后来的确就是西南、东北方向的这些名义上是明朝的臣子在作乱。

西南有播州杨应龙之乱，他本身就是个大的土司。

东北就不必提了，基本是要了大明的老命。

现在朱厚照有这个机会，当然不能什么也不做。

不过土司制是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基本制度，突然之间要改掉，是不大可能的，正如严嵩所说，山高路险，军队都进不去，怎么征伐？即便打赢了，因为交通不便也很难进行有效的统治。

这就是他说的分门别类，该招抚的暂时招抚，该收拾的要赶紧收拾。

倒不是简单粗暴、一根筋的就是要发动什么大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确不是在忽悠何鉴等一众老臣。

“何尚书你可听明白了？”

何鉴则说：“话虽如此，朝廷之策转而强硬，边疆战事总归也难以避免。”

这话朱厚照就不管了。

“严嵩。”

“臣在。”

“你在边远地区待了数年，土司制的优劣、朝廷到底该如何应对想必都在你的心中。今日咱大明的核心都在这里了，都听听。朕再多说一句，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我是朱家人，自然要为大明开疆拓土，为后世儿孙剪除这一个个威胁，不然的话，难道要当个偏居一隅便心满意足的弱主？”

皇帝这句话带着几分严厉，宫殿里顿时安静了不少。

第七百三十一章 土司者，羁縻也！

自元宵以后，皇帝也召见过臣子，正德以勤政见于诸臣，几乎很少连续两三天不见大臣的。不过像这样十几二十人，几乎挤满了乾清宫景象并不太多，大部分还是涉及到谁就找谁。

今天则不同。

其实杨廷和说的对，天子的本意还是要从根本上重塑大明的边疆之策。

如果说以往是糊在一起差不多把日子过下去，那么这次议政就是要把这一摊事讲清楚，把皇帝的态度，朝廷的态度讲清楚。

这其实是有莫大的好处的。

国家有一个明确的对外基调，只要坚持个三五年，臣子就有概念了，坚持个十年，百姓就知道自己身处怎样的国家，要是坚持个二十年，那一个尚武的、强大的民族概念就会刻在很多人血液中。

想想就知道了，一个人二十年也该承认，自他懂事时起，他所见到的、感受到的大明都是强大的，那么这一整代人都很难接受再软弱回去。

反过来说若是搞不清楚，那不仅是朝廷不清楚，具体负责事务的官员也不清楚，碰到涉外的事件他们没有一个基本的处置原则，一切都等北京的天子决断，有时候一些人还隐瞒一些事情不报，其他人不知道天子的态度，即便发现了也不清楚该不该告状，什么都乱七八糟的，这实在是治理能力的低下，更显现不出所谓的盛世光景。

于严嵩而言，他知道自己在皇帝心中有位置，读书多年，能有这样的晋身之机也算是人生得意，而且做得这件事情也是青史留名的，所以他一直分外用心。

天子端坐，诸臣肃立，所有目光聚在他的身上。

清瘦的面容、黝黑的皮肤，这些在此刻化为了他多年经历的资本。

某个时刻，声音响起。

“土司者，羁縻也。羁，马络头也；縻，牛纼也（音zhen，四声，意为牵牲口的绳子），旨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此为羁縻之本意，自秦汉之时流传至今。秦之西南夷、汉之滇王等，皆从此出。我朝土司之制亦可远追秦汉，土司职官有宣慰、宣抚、安抚、招讨等，所用之人皆为土司之长。不过秦汉之时，对于当地酋领只是略微管束，主要是加以笼络，使之不生异心。至唐宋时渐次加强，直至前元及我大明才有较为严格的管理与统治。

我大明朝土司之设，最初从湖广开始，吴元年，思州田氏鬼父，太祖以前元原官授之，而后各地元时所置的宣慰、安抚、掌管司之属先后迎降，百年以来，大明已于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广和陕西七个省份遍置土司，共有大小土司一千余个，东北原奴儿干都司，西北原关西七卫，也有几分类似土司之制。”

他这么一说，基本的概念就是有了。

朱厚照则适时插话，“瞧瞧，大明就是叫这些土司给围起来了。”

严嵩向他拱手，然后继续，“土司之设有其历史缘由，秦汉之时人烟稀少，土地亦不如今之广搏，偏远之地率众来归，自然给以名号。当时是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然自唐宋一来，西南之地逐渐繁荣，唐时有扬一益二之说，扬即扬州，益即成都，偏远之民亦广泛与汉民交融，甚至一旦中原若乱，当地必自立也。比如唐时吐蕃、南诏，宋时大理、西夏。

所以这一点臣敢确定，只有在强干的同时继续加强对当地的控制，才可避免边疆割据，损我大明之国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