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皇帝话里，李继隆听出了少许警告的意思，李继隆身体一绷，赶忙起身拜道：“陛下教训的是，是臣多嘴了！”

刘皇帝却摇了摇头，示意他坐下，自个儿则再度陷入了凝思。

朝廷对边军后勤的供给，为什么要分批分部，搞得那么复杂，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把边军的后勤牢牢地掌握在朝廷手中，也保证对军队的控制。

但也造成了一个问题，那就供给上的大量损耗，李继隆的话是没说错的，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损耗都是无谓的，是可以避免的，只要采取一个就近调派的原则。

早年的时候，在大汉还没有一统天下，国土还没有扩张到如此广阔之时，哪怕从京城调派军需，也是足以支撑，并显得没有那么地靡费。

但如今显然不同了，在转运上的损耗支出，以大汉的体量，都会肉疼的。就说西南的云南、安南两道，如果所有的军需都从京城调拨，就根本不现实。

朝廷也是早就考虑到了这些，再加上两次北伐、几次对外扩张，早就对后勤供给做过大的调整，在靠近边陲的道州进行物资屯储中转。

比如山阳一线的边军，到如今，就有半数的物资，是从太原调拨，实际由山阳道直接供应的，只占一小部分。

但这些改变，于本质上，并没有根本性的扭转，因为太原的军需仓储，其中也有不少是从两京中转的。

归根溯源，又得落到大汉的财税转运制度上了。早年，因为藩镇割据，为了削平地方的山头，集大权于中枢，刘皇帝曾对地方大动刀子，军权、财权是动得最狠的。

从一开始不断削减每年各地的留存钱粮税收，从五成到三成，到两成，到最后干脆全部上缴，再有朝廷统一分配，进行统筹调用。

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个矫枉过正的问题，结果是朝廷牢牢地掌控了全国的财政大权，实现了对地方的控制，但同样的，在那一进一出的过程中，大量无谓的损耗便产生了。

并且，地方留存全部上缴朝廷，也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不到两年，就被废弃，朝廷又开始放松限制，松脱绳索了。

到如今，地方每年财税，能够留存两成进行地方建设、行政运转以及日常开支，已经成为定制了。这还是朝廷税收，全面转入以铜钱计数的情况下。

当初，那是连粮食、绢帛、布匹都要如数上缴的，那个时候所产生的浪费，才是令人咋舌的，举全国之力，供养一个开封城，就是那时的现状。

但不论中枢与地方在财税上的分配制度如何变化，对于军需供给，却始终没有根本上的变化，哪怕到开宝十五年了，仍旧是由兵部主导，对全国的军队后勤，进行统筹的调度安排，有大量的粮食军械，也确实是从两京发出的。这是朝廷掌控军队最有力有效的办法，尤其在边军规模庞大的情况下。

李继隆的建言不是没有道理，至少按照一个就近调派的原则，有些看起来比较冗费的做法是可以避免的。比如河北的军粮，不用先输送京城，再由京城发往太原，最后转运到山阳，再派发各军、戍堡，而是，可以直接从河北往太原，往山阳输送。在其中，可改进的余地很大。

至于于边地兴建军需仓储，首先在刘皇帝这里，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不说其他，当边军能够就近支取粮食、军械之时，倘若有一日生出什么变故，造起反来，岂不是更加方便，只要攻破了那些仓场就能获取叛乱军需……

有鉴于此，刘皇帝是宁愿供馈的过程中多谢损耗，也不愿意放松管控。以山阳一线的边军为例，有云中、太原两大后勤基地供给维持，就足够了，不需要再多建其他军仓。

这一场父子、翁婿之间的夜谈，持了很久，几乎到夜半时分，方才结束，酒喝了三壶，下酒菜也消灭了五盘，另外还赏足了湖光夜色。

从边地轰轰烈烈展开的部族政策，到北疆的安全问题，引申到军力、戍防，再到军需供给、后勤体系。

蓦然发现，自己的大汉帝国，似乎处处都是问题，仿佛哪里都需要调整改革，以应对新时期下的发展，这让刘皇帝郁闷难解的同时，也不得不打起精神。

打天下难，守天下更难，刘皇帝是有了更加深彻的感触，而越到太平时候，则越需要小心。毕竟，在太平时候，很多危险与矛盾，都是隐藏在那太平无波的水平面下，太过具备迷惑性，也容易让人放松警惕。

第49章 安东都督府

开宝十三年的六月，处在半年总结之际，大汉也有别往年地进入了一种忙碌状态，多事之秋。一项项关乎大汉稳定的决策进入到定论落实与讨论阶段，从东北开拓，到边疆蛮夷归化，这是近几年朝廷最主要的工作方向。

关于北疆“被归化”部族胡民的治理政策，刘皇帝的那番指示，也迅速地形成书面诏制，发传诸边，也明示朝朝堂。

虽然其中有一些过于强烈、过于鲜明的意见，给主治官员们的压力太大，要求太严，但充分体现着刘皇帝的态度与意志，但没人敢提出异议。

朝廷的大臣，不管是伺候了刘皇帝多年的老臣，还是初豋高位的新人，都不敢有所置喙，只当切实履行，按照刘皇帝意愿去做。在这方面，作为首相的赵普太有经验了。

而针对的，也不仅是山阳、漠南，包括燕山北道、榆林、河西、关内、山南诸道，也是这般，这是一个总体性的指导意见、治胡方针。

同时，在六月下旬，经太子刘旸牵头，宰相赵普、枢密使曹彬等大臣辅助，关于大汉安东都督府的构建与设立，终于拿出了一套方案。

这是大汉第第一次设立一个正式的、特殊的对偏远地区的治理机构，仅从都督府这个名称便可知其特殊性。

其架构设置、官吏配属、军事职能，显然是参考了唐时的安东都护府。不过，所辖属地，要小上不少，基本以黄龙府及长白山脉为界，以内属辽东道，以外属安东都督府，其治理重心，显然是要向北推移的，这大概也是数百年来中原帝国向东北开拓进程的一种体现，只是稍显缓慢，不那么明显罢了。

另外有所创新的便是一些职位的设立，比如指挥使、巡检使、粮料使、监察使、城寨使等等。当然，也只是名义、权限上的区别，具体的职能相差并不大，都属于都督府下的佐官属吏。

都督府下军队，兵额定在一万七千五百人，其中骑兵五千，分设静远、绥远、怀远、抚远四军驻守。人员从辽东驻军及仆从部卒中抽调，这个兵力，已然不算少了，沿着鸭子河、纳水、黑水等几条主要河流以及绥化、铁力、静远等城铺开，以此掌控东北地区。

至于安东都督府驻地，则设在绥化城，当然，到开宝十三年六月还停留在舆图上，属于新标注，只待新建。

此地处于鸭子河南，靠近黄龙府，可以随时得到辽东支援，更为特别的，此城会建在完颜部的地盘上，而完颜部的部卒，将成为安东都督府下的第一批治民。

折腾了这些许年，完颜女真不要说扩张了，黄龙府没他份，铁骊地区得而复失，部族死伤惨重，实力严重萎缩，到了，连族地都被侵占了。按照这个趋势下去，在安东都督府的眼皮子底下，完颜女真显然是看不到未来了，关键是，也没有任何反抗的实力，除非冒着身死族灭的风险，暴力反抗朝廷。

在权力方面，比之唐时的安东都护府，大汉的安东都督要小得多，受到的限制也更多，需要在朝廷的监控之下。

刘旸最初的拟定，是由安东都督府总管军政的，这也是方便行事，需要一定的自主权。但报到刘皇帝这儿，立刻让他眉头紧锁，认为不妥，只觉得军政大权集一身，是取乱之制。

刘皇帝的态度在这儿，刘旸等人也没法，只能跟着做更改。经过新一轮的商讨，决定仿照内地道州制置，设立安东都指挥司，统帅安东诸军，不过这一条仍旧被刘皇帝拒绝了，理由是安东不同内地，不具备直接统治的条件，需要有所区别。

再经过一轮讨论后，最终决定，以安东副都督掌那四军兵马，直接对枢密院负责，而副都督也在安东都督府下属，承担着维护治安、征讨不臣的职责，却不受都督辖制，多少有些不伦不类。

并且，所有的军需供给，也从辽东、燕山二道协调供应。说到底，刘皇帝在给予安东地区一定自主权的同时，手中仍旧要紧握着缰绳，不肯开任何口子，给地方军政财权集中的可能，哪怕只是偏僻的安东地区。

驻军如此处置，在财权上的定制，就不足为奇了，虽然朝廷也不打算在安东那旮沓获取多少财税，但还是要求明确税收，并依制向朝廷上缴，只不过数额调整为一半。

而因为东北需要钱款物资进行开发，维持都督府及下辖州县城镇的运转，这一笔财税还是会返还安东。

这一条，倒不是刘皇帝在作妖，而是财政使王著提出的，虽然有些脱裤子放屁，但用他的话来说，这就是制度。对于这一点，刘皇帝也十分认同，他是最喜欢规矩与法度的了。

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安东的财税不用事实上的上缴中枢，只是需要账目清楚，随时接受朝廷的查验审核罢了。

同时，按照刘皇帝的授意，每年朝廷还当拨款一百万贯，用以安东都督府对辖地的治理开发。

可以说，虽然朝廷设立了诸多的限制，包括对军权、财权上特殊关照，但安东都督府一成立，仍旧是大汉诸多地方政府中自主权力最大的一处，除了军、财二权，其他什么都能干涉。

用刘皇帝的话说，整个安东地区的开发、发展，只要不违背汉统，不逆朝廷意志，哪怕是设立一些地方性的规制政策，只要对东北的开拓发展有利，都可以任意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