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所谓“开宝新政”的主要思想，就一点，偃武修文，与民生养休息，所有的政令，其目的就指向一点，与民利惠。

在减轻民众负担的问题上，是朝野内外上下的共识，毕竟没有灭国统一的压力在那里，军事上在几年前重创辽国也大大降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汉有充足的余地来进行调整，给百姓们降降压。

而在具体的施行上，当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减轻徭役，降低税收。经过群臣反复的商讨，再加刘承祐与宰臣们认真考虑，决定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其一，是最直接的，将丁身钱从原本每年每丁百钱，减到四十钱，并且，将成丁年龄，由二十岁提高到二十一岁。

不管是此前的租庸调制，还是大汉沿袭的两税法，原本都是没有丁身钱这个说法的，只是，在南方诸国，都有类似的税收，或收钱，或收粮，或纳绢布。于是国初之时，为了缓解财政艰难，三司使王章那个“吸血鬼”，也跟着制定了一个“丁身法”。

最初的规定，每年每丁缴纳两百钱，且以十六岁成丁，就这种苛政，早期的大汉朝廷的岂能得人心？王章岂能不被骂？并且，当时有很大一部分的丁钱，没能进入国库，而落入了地方节度的口袋，成了他们名正言顺敛财的手段，反正锅可以甩给朝廷。

那时候也是没什么办法，不编着名目搞钱，朝廷都快维持不下去，哪怕在刘皇帝掌控军政，开始进行乾祐改革后，也只取消了那些过于荒唐的杂税，而没有动丁身钱。

直到后来，却孟蜀，平河中，大汉局势趋于安稳，开始苦修内力，准备攻取淮南之后，刘皇帝才把丁钱给改得“合理些”，每年每丁降为一百五十钱，成丁年龄提高为十八岁。

虽然仍旧很重，但总归有了进步，对于那些黔首而言，也是种减负解压。后来，随着朝廷局面日渐好转，取淮南，收秦凤，定荆湖，刘承祐再度与民以利，于乾祐九年出巡还朝后，把丁身钱降低到百文，年龄提高到二十岁，一直到如今，而大汉的百姓们已经在赞扬皇帝仁慈了。

如今，再在丁税上减负，绝对会民情大悦，高赞圣君了，而新成长的平民百姓或许不会意识到，原本他们是不用缴纳这丁身钱的。

而仅此一项，按照户部与度支的测算，朝廷每年在丁税上就要损失上百万贯。而这道政令，对于江浙闽的百姓来讲，是最为友好的，以吴越为例，他们每年每丁是要交三百五十钱的，如今一下子被降到四十钱，对大汉朝廷的好感与认可岂能不暴涨？

其二，就是在每岁两税的配额上进行调整，根据人口、土地、财产、富庶程度等条件，而划定诸道税额。沿袭自唐时的两税制，有一个看起来很先进的原则，就是量入为出，根据前一年所得标准制定征收额度，然后摊派天下。

如此固然减少了朝廷的麻烦，但因“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理念，看起来是贫富均差，但是因为造成了人口的流动，并因户数变化而定额不变，而造成贫着愈贫，富者愈富的情况。

毕竟，在人口流动不受到巨大限制的情况下，都愿意往富庶的地区谋生，而人多了，摊薄下来，需要缴的税反而少了，穷的地方则反之。

当然，两税法如果只是弊端的话，也不可能延续这么多年而不被历代废除，这是国家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能够采取的税法，并在此制的助力下，商品经济得到腾飞，社会活力得到释放。

税额可以通过朝廷更改均衡，通过强权推行，但其中最让人忧心的一个弊端，就不得不重视了。那便是土地的自由买卖而造成的土地兼并问题，这是在两税税制下，一个避不开的问题。

当下，情况还不严重，人口还不多，土地富余，但过个几十年，就不一样了。因此，为了在此方面加以限制，决定增加土地交易税，课以重税，但凡买卖土地，买卖双方皆缴纳两成的税。

关于土地的问题，刘皇帝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谓摊丁入亩，并不是一把无往而不利的利器，且以大汉如今的发展程度，还远不到那一步。

当下，最合适的办法，还是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政策调整，同样能够起到大发展的效果，助力经济腾飞。

除以上两则之外，在其他方面，同样体现着重农的思想，比如之前在东京引起风波的粮价政策，对于种地的农民而言，粮价涨了，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好处。

同时，在全国各地兴建义仓、增加公粮储备的政策，除了对凶荒的预防之外，也考虑到，在丰年之时，由官府出钱以高于市场的价格从百姓手中购粮，一举两得。

另外，由于官府收税，以货币为主，在这个过程中，对于缺少钱绢的百姓来说，很容易在交易的过程中吃亏，以三年为周期，制定一个商贾购粮的最低价格。

总之，此次的开宝新政，主要目的，就是减轻黎民的负担。大汉的农民，可以说获得了自开国以来最好的优待。当然，他们也值得，毕竟在过去的十五、六年，就是靠着对他们的剥削方才有实力去建立功勋，成就大业。

第26章 新政与人事

当然，开宝年的新政，并不止于农事、民政，在养民生息的纲领之下，还着重提到了几条。

其一，吏治。除了继续明确反贪、反腐之外，对于朝廷的监察体系继续调整，使三法司的职权范围更加清晰。同时，对于朝廷其他部司衙的官职权责，也加以明确。

继续清减冗官，对中枢及地方道州诸衙职吏数量进行精简，以县政为例，除了朝廷委任知县、县丞、主簿、县尉等亲民官外，对于当差吃粮的吏人公人数量也进行一定的削减，对各类吏职进行调整，该合并合并，该裁撤裁撤。同时规定，小县各类公职吏人的数量控制在50人，中县75人，大县100人，望县150人。

大汉各县分级，还是按照人口划分，两千户以下为小，两千户以上为中，五千户以上为大，万户以上为望。当然，对全国人口清查登记，也在新政施行之列。

在选才方面，继续完善科制度，增加实用科目，扩大录取范围，控制录取名额，加强徇私舞弊的惩罚力度。同时，提高贵族荫官入仕的标准。

另一方面，继续拓展观政制度，不仅限于中央部司与近畿衙门，而向天下道州推行，并加强对官员的考核。同时，新的俸禄制度，也正式颁行，这是配合此前的勋爵制，提高官僚们基本待遇，毕竟在乾祐时代，刘皇帝并不算“优待”官员，经常听到有官员清苦而难以维继生活的情况。虽然属于少数，但也能地窥其一貌。

其二，则为河务。既为防备水患，也为疏通漕运，不管是对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漕运之通达，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刘皇帝打算在旧有水道水脉的基础上，对全国的漕渠进行一次梳理，在此前的议政中，就有不少人就此提议。

不只是针对中原、东南，河北地区也一样，甚至于，关中布政使武行德也上表，请求重凿砥柱、三门。当然，在河务方面，刘皇帝始终秉持的一个基本方针，就是不急不躁，稳步推进，量力而行。

除了开凿、疏浚、改道、并流之外，针对于水患频发的地区，除了加固堤坝之外，就是继续推行植树，于水岸密植杨柳以固土。

其三，则是军事了。对于大汉的军制，刘皇帝目前还是很满意的，内外相制，更戍法也实行多年，算是稳固了，因而只是微调。

提高诸边戍卒的待遇，除了禁军的轮戍之外，对于地方戍卒，采取就近轮换的办法。另外，则是对全国军力进行一次调整，禁军、及边军主要是汰换，将老弱退役，地方则裁减，当然，岭南、东南地区暂时犹以重兵控制。而皇城宿卫的军士，则提升至一万人。

更重要的，则是刘皇帝做出一副不再对外用兵，军事以守备为主，一心经营发展国内的样子。当然，这只是表象，短时间内，确实没有再大规模用兵的意思了，国家需要调整，百姓需要安宁，以内安官民，外惑四夷罢了。

在大汉取得基本的统一之后，这轮冉冉升起的红日，所释放出的光芒，已经让周边诸国侧目不已了，包括契丹、回鹘、高丽、大理这些国家，都争相遣使，忌惮之意，不需言表。

至于其他小国、部族，更是纷至沓来，包括此前没有多少联系的安南吴朝，也遣使到东京了，卑辞厚礼，态度尤其恭顺，称奴颜婢膝也不为过，妄图称臣以得到朝廷的认可。

新政政策颁告之后，当着满朝大臣，刘皇帝则再度直言发声，表明志向，勉励群僚，君臣同心，共创盛世，护天下之太平，与百姓以安康。

另外，诸多政令的实施，是需要一批素质过硬的执行者的，需要一大批有力官吏推行下去。历来国家政策，都是些纲领性的意见，可解释的空间太大了，自上而下，在朝廷是一个意思，下达道州是个解释，再到县里或许就已经完全变味了。着也就使得许多初衷良好的改革政策，最终跑偏，不遂人意，进而失败的原因。

朝廷对国家的掌控力度在这里，信息的传递，内外的联系，社会的发展程度，都注定朝廷不可能更细致地治理天下，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也并不出奇。

当年，以当下朝廷的权威，倒也不至于发生那种极端情况，纵有偏差，也不会太离谱。但是，想要尽量顺利地推行新政，尽量完美地实现目标，却也需一个有力的领导团体与执行班子。

因此，刘皇帝对大汉的权力中枢，又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以迎新时代，并为新政的施行保驾护航。

魏仁溥为中书令，仍居首相，主掌国政；窦仪以吏部尚书，兼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王溥以户部尚书同平章事，成为政事堂内最年轻的相公，他与窦仪可以说是推行新政的骨干人员；雷德骧虽为三司使，但比起王溥，除了年龄大些，其他似乎都比不过了，有些憋屈。

工部尚书，该任慕容彦超了，主要让这慕容皇叔将的经历放到对河工水务的调研与治理上去；雍王刘承勋改授幽冀安抚使兼真定知府，代表皇室到河北坐镇。陶谷则自相位上退下来了，有人拿他在杭州的一些劣迹弹劾他，刘皇帝让他回宣慰司干老本行，估计最不乐意的就是他了。

刑部尚书，则由回朝的国舅李业担任；慕容延钊因为身体不佳，几度告老，刘皇帝准他归养，却不允其致仕，继任的兵部尚书乃是赵匡胤，直接把他从枢密院给调离了。

至于枢密院这边，也有所调整，李处耘仍稳居枢相之位，接任副使的，乃是安守忠。枢密学士承旨韩徽则高升，调至三司任盐铁使。

从刘皇帝对王溥、安守忠的任用来看，过去那些从御前走出去的文武，已经逐渐成为大汉朝廷的骨干力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