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姜星火的前世，华夏直到清末时期，也就是十九世纪初，才有传教士带来已经发展的相对完善的解剖学，解剖学领域的教科书也因此传入中国，基本跟后来鲁迅手绘的那种人体解剖图差不多，但中文版的解剖学书籍，则要等到1851年，由英国传教士合信与中国人陈修堂合译，出版了解剖生理学著作《全体新论》。

正因如此，这种东西确实很难被这个时代的人所接受，哪怕是跟普通人比，相对有医学常识的大儒。

“嗤。”

伴随着一声沉闷响声，曹端也开始趴在地上干呕，那种画面他简直不愿想起，现在一想就浑身发冷。

坐在外侧的姜星火起身拍了拍他肩膀道：“后面还没看呢.”

出乎曹端和高逊志的意料，孔老头子反而是对此忍耐力最强的。

其实想想也就不奇怪了，孔希路每天在显微镜下研究的东西，肯定有比这个更恶心的.应该是早就锻链出来了。

孔希路耐心地翻阅完，然后放下小册子，说道：“医书有言五脏六腑位置，骨骼虽然没有说明的太详细，但想来也与这大差不差，国师是打算让我以‘体物’，不，‘体己’的名义来推广这人体的医学吗？”

其实孔希路从他的本心来说，对于骨骼、血管、内脏这些的构成，并不太感兴趣，因为严格地讲，这属于医学范畴，跟显微镜下的细胞、微生物这些，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

孔希路之所以沉迷于此，是因为这世界上所有有生命的物体，放在显微镜下都是有细胞存在的，对于孔希路来说，这是普遍存在的微观规律，只不过不同的生命体和统一生命体不同部位的细胞可能各不相同，但这东西，跟“理一分殊”的道理是一样的，不影响什么。

换言之，孔希路在乎的是能真正通过“体物”来参透万事万物本源的“理”的手段。

至于人体啥样，他不太在乎，因为儒学负责是君子求诸己心，医学才负责求诸己身，就算放大了说，他研究出了“体己”，也没啥用，不是能通用于万物的本源道理，所以他有些兴趣缺缺。

但如果仅仅是这个，孔希路还是愿意帮忙的，毕竟姜星火好像也没有要求自己做过什么，这虽然有些惊世骇俗，但说到底，并不是违反什么儒家原则的事情，儒家根本不管这玩意。

姜星火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推广人体解剖学，这种东西如果他想推广，根本用不着请动孔希路，他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姜星火从袖子里拿了张纸出来，递给孔希路。

孔希路神色一凝，展开看来是一段话。

“凡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理有未穷，即知有不尽，若能穷理有据，则不论何人言之，皆当信之，盖人同此心，而心同此理，固不得异其人，而并异其理也。夫医学一道功夫，甚巨关系非轻，不知部位者，即不知病源，不知病源者，即不明治法，不明治法而用平常之药，犹属不致大害，若捕风捉影以药试病，将有不忍言者矣。经世致用，亦同此理”

孔希路多聪明的人，看到“经世致用”这四个字，就已经基本明白姜星火打的是什么幌子了。

说白了，人体解剖学虽然实用，能救人，能让人了解人体的奥秘，但对于姜星火这种位置的人来说，还真没那么重要。

姜星火最需要的是什么？

当然是让帝国在方方面面向着自己设计的方向前进。

而对于思想界来说，姜星火要做的，无非就是让思想界转向“探寻究理，经世致用”八个字而已。

那么儒家怎么实践这八个字？

答案也不复杂，用另外八个字来实践。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现在既然已经用复兴的心学和实学，破坏了理学一家独大的地位，那么接下来，当然是继续加大对理学优势地位的破坏。

什么破坏是最有威力的？

要知道，堡垒永远都是从内部攻破最容易。

所以姜星火打的主意，就是说服这些刚刚在“古今王霸义利”三辩中名扬天下的大儒，让他们帮忙破坏理学.这听起来是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姜星火却早有计划。

姜星火笑道：“齐家治国平天下尚且不提，就说这读书一事，六经之中义例文句精粗微显可谓是参杂纷烦，又比真的处理国家政务，要简单多少？我看未必！而既然六经繁杂，百思未必能通，那就有通经致用的必要了。”

曹端的粗眉微皱，开口问道：“通经致用，又是怎么个说法？”

“自然是由朝廷出钱，延请大儒，修订六经之注，以为后世准则。”

姜星火这话说得轻巧，但这话一出，其实事情就成了三分之一了。

为什么？

钱不钱的其实不重要，就说这件事，那就是多少大儒抢破脑袋都想承担的任务？

这可是给国朝修六经集注！

这可是要流传后世成为无数读书人所学标准的！

站在角落里隐身的慧空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眼前的这三位大儒神色有些变化。

他对于儒学的理解，还处于比较粗浅的皮毛阶段，但慧空也知道朱熹能配祀孔庙，凭的就是他理学集大成者的身份，那么朱熹的思想是通过什么体现的？《四书集注》。

《四书集注》全称为《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做的批注，它既是读书人的教材，也是科举考试的标准，科举答题的答案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在眼下的大明，地位很高。

可但凡是对儒学理论体系有些了解的人，都能明白，“六经”是高于“四书”的，更何况四书里的《论语》、《孟子》本不是经，《大学》、《中庸》一开始更仅仅只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

朱熹对此是怎么解释的呢？朱熹自己也说的清楚，“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朱熹把他注释的四书比作“熟饭”，也就是拿来就能果腹充饥，而六经则是“打禾为饭”，意思就是把禾苗拔下来做饭.在理学的演进中，一开始二程是将四书看做学习六经的阶梯的，朱熹承认这一点，但是他通过掌握相对更容易学习的四书的批注权，在经书学习中夺取了六经正统的教育地位。

《四书集注》是朱熹钻研一生构建的完整理学思想体系，因此，朱熹反复强调掌握了《四书集注》就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础事实上，朱熹的《四书集注》当然是一部相当厉害的作品，但要是说这就是儒学的唯一解释，那也是扯淡，至于他的弟子吹嘘的“故愚谓《朱子语类》与《四书》异者，当以《朱子语类》为正，而论难往复，《四书》所未及者，当以《朱子语类》为助”，更是纯纯的往朱熹脸上贴金。

给六经做注，毫无疑问是比给四书做注，工作量更大，也更加煊赫荣耀的事情。

四书尚且可以一个人穷其一生来做，但六经这种体量，涉及到考据、对比、研究，就跟修《永乐大典》是一个概念，没有国家出大钱，组织大量的人力进行，是不可能完成的。

一个人，或是一个书院来做这件事，想都不要想。

而参与这件事，哪怕是挂个名，那都是跟修《资治通鉴》在编撰组上留名是一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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