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诸科杂学在唐代就招不满学生，考学得中的前程也一般，最多当个八九品小官，甚至一辈子当不了官。

国朝因为圣人的重视，杂学地位大大提升，但囿于传统的力量，仍然举步维艰。

数学人才的主要去向是各府州的坊市，给博览会期间集中交易的商人们盘账。

少数数学人才兼修营建，那么可为营建士，虽然很赚钱，但地位不高。

工学、医学就不说了，专业性太强，至今没人做到大官。

诸科杂学之中，成就最高的当属少府监王雍，但也仅此一例。

不过也别说没改变。

比起唐代，国朝绿袍小官（六至九品）中，出身杂学的人数大增，比前唐年间多了好几倍，大部分是农学生，这是积极的一面——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杂学出身的官员，其实并没有功名在身，基本都是实干出身，整体水平未必多高。

有这个改变打底，下一步的改革就水到渠成了——打破习惯很重要，如果一时打不破，那就温水煮青蛙，让人慢慢接受事实，减少阻力。

圣人的改革，主要定在科举上。

早在建极十三年那次科考，就已经第一次按道分取进士科名额。

同光元年，第一次参加大夏科考的云南，给了两个进士名额，分别被段氏、高氏子弟考中。

同光四年（919）的科考，改革继续。

按道固定名额的学科扩大到两个：云南道将有两个进士名额、一个农学名额。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重大的改变。

经学进士有多难考，经历过的人都知道，竞争那叫一个惨烈，千军万马走独木桥，还需要一点运气成分。

虽说云南华风不盛，难度没其他道那么高，但南诏时代高门大族就有许多子弟学习汉文经典，这几年又多了不少，也没那么容易考——几百个人先考乡贡，考中后再去京城考进士，一路杀出来很难的。

那么，不如试试那个农学名额？虽说是杂科，天然被经学生看不起，但考中了有极大可能做官，不比两手空空强？

最关键的是，农学容易考啊。

教材只有几本：前汉氾胜之的《氾胜之书》、后汉崔寔写的《四民月令》、后魏贾思勰所著之《齐民要术》，以及本朝王雍的《血脉论》。

四本钦定教材，内容不算很多，考题就从里面出。公允地说，比考进士容易多了。

而且前面三本书流传多年，有些人可能已有涉及，学习起来相对容易。

听闻司农卿梁之夏十余年来一直在编纂一本农书，重点讲的是不同种类肥料，如牛粪、鸡粪、草木灰、骨灰的不同用途——司农寺长期实验下来，发现不同种类的肥料效果确实不同。

书中可能还有粟麦、果树的最佳种植方法，新品种农作物黑麦、甜菜的种植也有涉及。

甚至还有农作物的不同加工方法，包罗万象，内容很杂。

如果等这本书完稿后进献宫中，得到圣人认可的话，很可能要被列为教材，届时考试的难度又要有所增加。

早考早好，这是至理。

作为燕王的心腹，任圜是知道这个消息的。

你问他对此是什么态度，当然叫好了！他虽是儒生出身，但真没考上进士，心中早就一肚子火气了，圣人提高杂学地位，他一直是赞成的，让那帮毛锥子哭吧，哈哈。

呃，任圜可能忘自己的出身了，但他也不是纯粹的毛锥子。历史上胡柳坡之战，他追随李嗣昭与梁军激战，勇不可当。

战后，李存勖都对他的表现大吃一惊：“儒士亦破体邪？仁者之勇，何其壮也”——文士要会上阵拼杀，此乃唐以来的“雅政”。

“长史有令，仆自当遵从。”听到任圜要求他去讲课，曹三郎又喜又忧，不过还是答应了。

“何惧耶？”看工头那忧心的模样，任圜笑了笑，道：“好好教，将来都会有出头之日的。圣人能给农学名额，将来也会给医学、工学机会。”

他这倒不是瞎说。杂科考试，一个是考的人数少，一个是水平低，这次固定农学名额，算是重大改革了。

也就是说，哪怕你水平没达到朝廷的预期，只要成绩比其他人好，这个名额就是你的，朝廷会“捏着鼻子”录取。

农学能给名额，其他学科自然也能。

而当杂学出身的官员达到一定数量后，自然会成为一股势力，再想削减他们的名额，独尊儒术（进士），就没那么简单了。

或许，这才是圣人真实的目的，为此不惜降低录取标准，固定名额。

很多人说他是武夫乱来，任圜对此只是笑笑。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武夫确实是一面很好的盾牌，躲在后面，圣人可以做不少“离经叛道”的事情。

而经历了武夫一百多年的打压，儒生也没那么高的心气了。圣人能重视科举选官，不再让武夫占官的现象大量出现，提高他们的地位，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建文神武……”任圜心中暗笑：“或许儒生们都没想到，这个‘文’的含义太广泛了，圣心难测啊。”

第075章 布告中外之六

夏朝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东边升起，照亮了大海上的点点渔帆时，长安的达官贵人们已经在太极殿外排队，准备开始今天的早朝，而在这个国度的最西端，沉沉夜色之中，无数士兵正舍生忘死地拼杀着。

波斯人围攻南原城已经三月有余了。

一百天，打不下一座只有三千守兵的小城，反倒弄得自己损兵折将，士气低落。

残破的城墙外，到处是未及掩埋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