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张张嘴，发现嗓子干涩的不得了：“带……带我们分钱？”

他从没想过这种事，他以为最好的情况就是第三家店开了，自己还能再涨工资。

比起那可能涨的几百块钱，当然是分红更好了。

他做过两家店了，再清楚不过卡拉ok房究竟有多挣钱。用日进斗金来形容毫不为过。

别看有些大型国企和巨无霸一样硕大，真正算起纯利润，未必能赶得上他们这小小的卡拉ok房。

可以说，如果真分红的话，用不了一年功夫，卡拉ok房所有的职工都会变成万元户。

但他也不嫉妒干分钱的周经理。做生意，一个要本金一个要门路。人家有，那就是人家的本事。

周秋萍认真地点头：“带，肯定带。说实在的，一开始我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搞不清楚到底会赚还是会亏。现在两家店开了，我心里也有点底了，敢跟你们提了。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让他们到你这儿报名。最少入股也得投100块，不然到时候算钱太麻烦了。这事儿凭自愿，愿意的人就到你这里来报名。我只拿出10万块钱的额度，早报名的早得，名额满了为止。”

10万块在1989年听上去挺吓人的，毕竟周秋萍那么大一房子才花了3万块。但考虑到卡拉ok房投资不低，一套卡拉ok设备就8000块，每间包房都要有一套，那要掏的钱可多了。

10万块放在这里面，也就是差不多10%的样子。剩下的90万，周秋萍肯定自己出。

她又强调：“虽然他们搞了股份合作，但我要把丑话说在前面，大家只有分红的权利，不能干涉经营。因为官多法乱，要是人人都想做主，那事情做起来就特别慢，一人一个主意，会乱套的。当然，大家可以提建议，如果建议好的话，还可以额外发奖金，从我那90%的分红里头算。”

吴康点头如小鸡啄米，这是应该的。

所谓大事开小会，小事开大会。发话的人越多，越不容易达成统一意见，事情推起来就越慢，直接能把人整崩溃。

他第一个表态：“我先报个名，我出4000块。”

本来他可以掏更多的钱，但悲剧在于他还是个音乐人。他自己嗓子倒了，不好登台演唱，他还创作歌曲呀。

这一搞创作，最基本的，你是不是得自己买乐器？玩乐器跟玩单反一样，那都是烧钱的祖宗啊。

可怜的吴康已经把自己的家底兜了个遍，也暂且只能拿出4000块。

他唯有自我安慰，拿太多也不好，总共就10万块的额度，两家卡拉ok房这么多员工呢。

周秋萍点头，当场答应他：“可以，没问题，你给自己记好了，到时候别搞混乱了就行。”

吴康知道她要开火锅店的事，又关心一句：“那边店也这么搞吗？”

如果是的话，他还想提醒一下陈露和欧小飞别急着花钱，省得到时候拿不出钱投资。

周秋萍笑着点头：“对，也这样搞。你跟大家说一下，别到时候争得打起来。没事的，海城还有三家卡拉ok房要开，到时候我还会拿出额度来，保证每个人都有分红的机会。”

即便暂时没办法继续扩张，她拿下的店面总不能闲着，必须得开了挣钱。

作者有话说：

作说比较长，介绍的是股份合作制的背景。不感兴趣可以直接跳过。因为文中提到了这个，所以就顺便贴一下资料。

股份合作制的前世今生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新闻网日期:2007年04月09日作者:记者:汪海宝 见习记者:柯海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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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的温州，开始了一种合作行为的实验，创造出了一套适合经济发展的机制--股份合作制。从那之后，温州人无论在企业创办，以及市场拓展、资本运作等诸多领域都发挥了合作的力量。

温州股份合作制的发展，让人仿佛看到400年前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队乘风破浪的侧影。当年的东印度公司通过集.资的方式，将全社会的财富转化成了对外扩张的资本，给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不经意中，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股份制的经济组织。同样，温州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凭着冒险的精神和对财富的追求，通过合资合力的方式，发明了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制度，躲避了市场和政治的风浪，获得了高额的回报。

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温州股份合作制的见证者、有关文件起草者宋文光。他曾任温州市委副秘书长、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专职副组长、温州体改委主任。

温州民营经济史口述实录（二）宋文光先生口述本报记者汪海宝 见习记者柯海芬采访整理

股份合作制：体外成长

温州股份合作制，到现在差不多有三十年的时间了。从出现的那天起，就伴随着很多争议。所以，虽然1970年代末已经有了股份合作制企业，但直到1987年才开始取名、定性，至于合法地位的确立，是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从那以后，它被正式承认为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事实证明，温州股份合作制是农民的一大创举，它不是来自理论，而是来自实践。

温州早期的企业形式是家庭作坊。当时，这些家庭作坊前店后厂，遍及城乡，以生产小商品为主，大量销往全国各地。那时，生产和销售相对分开。十万供销大军在各地跑订单，家庭作坊根据订单进行生产。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称之为“小商品，大市场”。

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这种分散、小规模生产的家庭作坊开始不适应激烈的竞争了。大部分家庭企业保本运作，亏损的企业逐渐增多。温州人认识到，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只有更新设备，扩大规模，增加产量，抢占市场份额才行。

资本投入便成了关键问题。当时的银行是不会向个体户、家庭企业发放贷款的，而通过民间借贷，利率太高，企业难以承受。

于是，一些家庭作坊开始联户、联营、集资、合股。几个人凑在一起，均等出资，逐步解决了资金短缺的问题。

形成资金的合力以后，更新生产设备、开发新产品、扩大生产规模就实现了。

温州股份合作制企业，最早的典型应该在苍南县李家车村。当时的李家车村，家家户户生产纺织品。那种纺织品档次很低，生产效率也很低。1979年春天，一个供销员在江苏南通看到一种新型的毛线织衣机，叫横机。这种织机比本地老式的毛线编织机速度要快，织出来的毛线衣裤也好看得多。但横机的价格很高，每台要价1040元，当时温州农民每天只赚一元左右，这个数字无疑是天价。

村集体没有资金，信用社不给贷款，怎么办？于是，供销员就找村支书商量，说能不能找大家凑凑？村支书说可以。于是，从村子里找到了40个村民，每人120元，筹资6000元，到江苏买了4台横机，办了个“李家车针织厂”。过了两年又扩大119股，每股出资600元，筹款71400元，再买了一批毛纺织机，把“李家车针织厂”改名为“苍南毛纺厂”。这就是股份合作制的雏形。

温州人有个习惯，赚了钱喜欢到处夸耀。这种形式很快就在温州城乡推广开了。由此，家庭作坊逐渐转变为正式的工厂。

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诞生，却上不了工商注册。当时允许注册的企业性质只有三种--个体、集体、国营。当然，私营企业也是可以登记的，但由于它的资本主义性质，所以一直被严格监控。1986年前，温州登记在册的私人企业总共才4家。所以，很多扩大了生产规模、脱离了个体户的企业宁愿挂“乡办”、“村办”、“镇办”的牌子。人们给这类企业一个形象的称呼，叫“戴红帽子”企业。很多戴上“红帽子”的企业，实际上都是私人企业或股份合作企业。可以说当时的企业结构很混乱。

1987年的时候，□□确定温州为全国首批农村改革试验区。办试验区的目的，是通过社会实践，制定相应的试行章程和法规，使政府的政策具体化、制度化。在这种背景下，温州先后制定了《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温州市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等三个地方性政策规定。我们也借这个机会给股份合作制正名，也就是说，除个体、集体、国营外，还应该有所谓非驴非马，但很受欢迎的“股份合作制”。

股份合作制：姓社非姓资

在给这个新的企业形式取名的时候，我们也是费了番脑筋。从资金投入的方式上来说，它具有股份制的特点。但股份制主要靠股息分红，容易被看作是资本主义。从投资者直接参与劳动的角度看，它带有合作制的特征，但肯定不是传统的合作制。经历了几十年的合作社，大家很清楚。名字最后是这样来的：从共同投资来说，他是股份制的；从共同劳动来说，他是合作制的。两者溶于一体，就成了股份合作制。

发展农村商品经济，股份合作制这个名称比较合适。因为，它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嫌疑，又可以发展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最终完成原始资本积累。

名正言就顺。不久，温州出台了《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作为全国第一个关于股份合作企业的行政性规定。这个文件表明，股份合作制已经从一般乡镇企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文件出来以后，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在这个文件的鼓舞下，从1987年到1989年，股份合作企业数量上发展很快。

1989年的上半年，有人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议案，说温州成为试验区后，资本.主义风刮得相当严重，建议中央派人调查。8月，□□研究室“个体、私营经济调查组”来到温州，重点调查股份合作制。我陪他们先到龙港，找了一些企业调查。他们询问了一个纺织厂厂长：“你的企业是集体的？”厂长说：“不是，我的企业是5个股东出资办的，是股份制的。”后来又去瑞安调查，他们又问一个企业负责人：“你的企业既不是集体，又不是私营，而是股份合作，为什么？”企业负责人回答：“集体我们早就搞过，集体太公，太公怕统；而私营雇工经营太私，太私又怕割尾巴；股份合作又公又私，比较合适。”调查组发现温州股份合作企业很有意思，写了一份《浙江温州实行股份合作企业的情况》的专题报告，就把股份合作制的性质、特点等方面写了出来，上报给□□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