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去学了几天车,跟人打的交道多了,也就明白为什么过年的时候国家领导都说,这是艰难的一年了。
到处都有厂子发不出工资,到处都有人找不到工作。往年开过春来,城里到处都能看到农民工,现在,城里人自己都没辙了,哪里还需要外面的劳动力加入。
祝嫂子她们,实际上也是外来者。
周秋萍笑了笑,调侃母亲:“阿妈,咋就没事可做呢?你前面不是一直想去火车站卖杂志吗?这就是现成的挣钱的门路。”
周高氏眼前一亮,直接拍大腿:“对呀,就可以卖杂志,在火车站和汽车站各搞一个摊子,肯定能卖出去。”
周秋萍笑容满面地看阿妈筹划这事儿,也不给她提建议。不就是卖点旧杂志吗?阿妈又不是手上没钱,即便亏了又怎样?家里又不等米下锅。
母女俩热热闹闹地讨论了一回卖旧杂志的事,一致认定应该弄个仓库,面积不用大,只要有地方存放杂志就好。
好在军嫂们年纪都不大,全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起码有小学文化,不至于不认识字。到时候把废品回收站的旧杂志挑拣出来,分门别类地整理好,就能拿出去卖了。
周高氏兴奋了一夜,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她又开始犯愁:“这挑杂志卖杂志能要多少人啊?她们这么多人呢,我要谁不要谁呢。都是隔壁,落下谁都不好。”
周秋萍哭笑不得:“哎哟,我的妈呀,你还能管全世界啊?你跟谁关系好你就找谁,你看谁干活麻利你就要谁。你一掏钱的人,你又不欠谁的,你想这么多干什么?”
周高氏还是不得劲:“那也怪可怜的,没活干怎么办?还要手心向上看男人的脸色过日子吗?”
周秋萍喝粥,声音平静:“估计坚持不了两天回去上班的人不少。罢工这种事儿,能有几个真成功的?小团体的人少,目标明确,不出意外,他们永远都比大团体更团结。”
老太太转不过弯来,本能地反驳:“人多力量大,怕啥?”
周秋萍笑了:“人越多心思越杂,也越容易被分化。就说我在深圳工厂看到的吧。工人也分三六九等的,即便是一个小小的拉长,唯一的权力就是决定这条生产线上的几个工人什么时候能上厕所。你甭小看这点权力,他照样就比其他人高一头。而他这个权力是老板赋予他的,一旦有人反对老板,他绝对会表现的比老板更激动。为了维持住他的权力,他会急老板之所急,想老板之所想,挖空心思讨好老板。众人想反抗,有异动的时候,头个跳出来镇压的人就是他们。他们就变成了工人中的特权阶层,虽然他们本身实际上还受着资本家的压迫。他们上蹦下跳的久了,在外人眼中就成了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坏的都是他们,老板反而是无辜的。可没有阎王撑腰,小鬼能蹦跶吗?”
老太太叹了回气,到底没在说什么。她和祝嫂子最熟,平常没少吃人家的东西,即便不是白吃,现在也该投桃报李。要找人挑杂志卖杂志,她头个想到的就是祝嫂子。
“旁人我也管不了了,反正也不是我们的责任。”
周秋萍看老太太已经兴冲冲地跑过去找人说话,好笑地摇头。这会儿阿妈也不担心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人家抢她的生意了。因为她不怕呀,挣钱的门道多了,市场又那么大,能赚多少先赚多少呗。
不怪周高氏心急,她现在又不是天天闲在家里没事做。送完两个孙女儿去托儿所之后,她还得去学车呢。不趁着早上把事情说了,让人考虑清楚,她白天还有什么时候有空啊?
秋萍是肯定没空的,秋萍还得去招呼那位曹总。人家帮了自家大忙,等人忙完了正经事,一定要正儿八经地请人吃顿饭的,好歹也是个感谢的意思。
周秋萍的确忙,她作为中人,得全程陪同曹总考察被服厂。
一进工厂生产区,周秋萍就在心中暗暗发笑。肯定是大扫除过了,这是迎接领导检查的必定步骤。缺了谁都不能缺了这一步,不准不足以体现出重视和抖擞的精神面貌。
厂长在前面亲自带队,领着贵客参观他们的生产线。这条生产线可是10年前他们花大价钱从日本引进的,一直都很好用。
曹总一直参观,并没有发表意见。直到大家都走出车间时,她才夸了一句:“工人的头发都弄得很好,蛮安全的。”
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家在大陆投资的工厂曾经出过事。有个小姑娘洗了头发进车间,也没把头发扎好绑在帽子里,结果头发被机器卷着,连头皮都拽了下来。
那么年轻的姑娘,闹出这种事情来,真让人看都不忍心看。
后来事情虽然妥善解决了,但工厂的管理层也换了一批。为了换掉这些有背景的人,他们费了不少功夫,也因此吃了些暗亏。
如果合作的代工厂从一开始管理就严格,那肯定再好不过了。即便对方出事和自己没关系,也不是自己这边的责任。但影响了生产,最后还是会连累到他们。
厂长笑呵呵的,语气带着骄傲:“我们这是兵,令行禁止的兵,规矩就是规矩,一分折扣都不能打。”
没等他骄傲完毕,外面就有人要找领导评理。
气得厂长吹胡子瞪眼睛,一个劲地朝下属使眼色。
工会主席好歹还算机灵,赶紧跑过去把人拉到边上去了。
曹总眼睛扫过,并不打算关心合作对象的家务事,只询问车间生产的细节。她带过来的那位专家汤先生,询问的就更加仔细了,还不时在笔记本上记上两笔。
看完车间生产流程之后,曹总又要求看仓库储存的面料。她之所以选择和内地工厂合作,关键点就在于因为身份的限制,她弄不到足够的生产原材料配额。
大家一种种面料看过去,等到了仓库尽头的时候,众人又听到了歇斯底里的争执声:“凭什么让我出去卖?怎么老是欺负我们老实人?回回都是我们。”
厂长脸色铁青,恨不得当场就给手下两个耳光。
狗日的,平常让他们闹腾也就算了。关键时候怎么一点点眼色都没有。
卢部长也不高兴,怀疑手下是故意的,趁这个机会找他哭诉。真是干啥啥不行,哭着要糖吃第一名。
厂长才冤枉哩,他还真没这个狗胆。虽然他的确非常愁这么多库存要怎么办,而且当真打过把这些直接卖给香港来的曹总,贴上她们服装的标签了事的主意。
可惜曹总不要啊,刚才一进车间,人家就说了衣服的款式得按照他们的标准来,这些衬衫都不行,他们的顾客是不会要这些的。
人家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他还指望跟人合作,今年的订单就靠人家了,他哪里还敢故意出丑?
说来说去,还是管理有问题。谁都敢在厂里撒野。
好在曹总见惯了大风浪,跟没听见一样,只关心自己感兴趣的事。
保卫科科长带着手下把闹事的工人请走了,众人参观完工厂,到工人俱乐部坐下歇息。
周秋萍趁着大家闲聊的时候,悄悄问了句站在自己身旁的副厂长:“刚才怎么回事儿?”
副厂长已经把她当成了洋买办一类的角色,认为她是替曹总问的,下意识地遮掩:“没什么,就是一点小矛盾而已。”
周秋萍哭笑不得:“你现在不说,万一后面闹出事情来怎么办?先说了,我好歹也能打个预防针,后面好应对呀。”
副厂长这才尴尬地搓手,声音压得低低的:“也没什么,就是去年生产的太多了,库存全都积压着。钱出不来,我们到处缺钱花,布料还在问我们要钱呢。”
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希望曹总如果跟他们合作的话,能多付点定金,然后早早把货款给交了,这样大家才好常做常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