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她鸭蛋的小男孩如释重负，得意地摇头晃脑，像是在跟自己的小伙伴炫耀。

看到没有？幸亏有他的野鸭蛋。老师很满意呢，老师肯定会留下来。

然后唐安妮的悲惨生活就开始了。

几乎每天都有孩子给她带野鸭蛋。即便她硬着头皮下狠心强调自己不需要鸭蛋，大家还是默认她在害羞，不好意思吃而已。

苍天啊，她真的一点也不喜欢野鸭蛋的味道。比起野鸭蛋，她宁可天天吃只有辣椒酱作为配菜的煮土豆。为了抵抗野鸭蛋的奇怪味道，她不得不加大了罐头的摄入量。如果不靠各种罐头帮忙压味道，她一定会当场吐出来。

于是预存了一个月的口粮，在过了半个月之后就开始告急。唐安妮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找大队书记帮忙。如果有人去县城办事的话，能不能请他们帮她带东西回来。她可以给劳务费。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她意外知道了野鸭蛋的秘密。

她的学生们怕她吃不到好东西，所以每天放学后都会想方设法寻找野鸭蛋或者掏鸟蛋，自己舍不得吃，都留给她。

唐安妮站在大队书记家窗户外面，看着一个村最有权势的人住的破破烂烂的屋子。听着孩子高高兴兴地强调，老师很喜欢他们的鸭蛋，老师一定会留下来的。

她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什么心情，她在外面转了一圈，感觉自己应该做些事。不仅仅是将27个学生放在教室里，给他们上课的事。

他们应该得到更好的东西，接触更广阔的天地。

她从来没见过一个大队书记的家也能这么穷。再穷的地方也有富人啊。尤其是那些贫困潦倒的国家，他们的富人更加穷奢极欲。

这个村子不应该这样穷。

唐安妮从小到大都没自己挣过钱，翻译文章寄回中国发表在杂志上拿稿费不算。那点儿钱，都不够她出去跟朋友喝顿下午茶。

她想来想去，唯一能想到的跟挣钱有关系的，就是中国的一句流行话，叫要致富，先修路。

对，就应该修路。进村的路这么艰难，连拖拉机都开不了。如果不修路的话，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进不来，那肯定会很穷啊。

她毕竟是商人的女儿，她毕竟念过大学，明白只有流通才是财富真正的密码。

唐安妮打定了主意，直接在屋子外面喊人：“书记，我想修路。”

大队书记慌慌张张地跑出来，尴尬地表示：“唐老师啊，我们大队条件差我知道，你受苦了。你说你想要啥？我来想办法。”

唐安妮这会儿而显出了商人女儿的精明，她立刻表示：“修路要多少钱？我想办法筹。”

大队书记瞬间熄火了，半句叫苦的话都没有：“5万块，我们问过县里，要修一条出去的路，起码得花5万块钱买材料。”

唐安妮完全不觉得5万块是多惊人的数字。因为虽然现在官方汇率差不多一美元能换两块人民币，但实际上市场私底下的汇率要远比这个高。

5万块的人民币，也就差不多1万美元多点。

她每个月家中给5000美元的零花钱，母亲在额外给她3000美元。

一位精致优雅的淑女，势必需要更多的开销来维持她应有的体面。

在回国之前的几个月，因为和伯伯的交谈，她对纽约名媛圈的社交生活渐渐起了懈怠之心。比起和之前的朋友无所事事的消磨时光，她更加愿意听伯伯说过去的事，跟中国有关系的事。不出门，开销自然少了，连名牌店的店员登门的次数都少了。她无意间便积攒了一笔财富。

等她来了中国，花钱的机会更少。在这个金钱最大面值只有10块钱的国度，一招被称为大团结的钞票就足够一个人过一个月。你想花钱，都找不到机会。

这大概就是伯伯说的，没那么容易踏入消费主义的陷阱。

对于每个月有8000美金固定进账的富家女唐安妮来说，5万元人民币真是个不值一提的小数目。她一件礼服一只包包都比这个价钱贵。

她痛快地点头答应：“可以，没问题。那么工人的开支呢？修这一条路大概需要多少工人？他们的工钱又该是多少？”

她在心中预估的数字是10万余，修路那么辛苦，工钱当然不能少。

结果大队书记却像是听到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事，眼睛瞪得大大的：“什么工钱？”

“修路啊，他们干活难道不拿工钱吗？”

大队书记哈哈大笑，不以为意地一摆手：“这要啥工钱？不用的，俺们大队这么多人呢，大家自个儿出工就行。我们就是怕没钱买材料，到今天才没把路修起来的。”

唐安妮感觉不可思议：“大家干活真的不要工钱吗？”

“给自己队里干活，还要啥工钱。这路修好了，不就是我们自己走吗？”大队书记热切地看着她，“那你要多长时间把钱筹来？我喊公社给县里打申请，今年能动工不？”

唐安妮还在震惊中，缓缓地呼吸了好几口气，才艰难开口：“这个礼拜就可以，我去县里打个电话，把钱转过来。”

她回国时并没空着手。虽然没有任何人教导她，但她也清楚钱是人的底气。区区5万块钱而已，不用惊动家里，她喊伯伯帮她转钱就好。

大队书记笑逐颜开：“好，明天公社书记去县里开会，到时候你跟着一块坐拖拉机去打电话。”

虽然大队书记一再保证只要钱买修路的材料就行，唐安妮还是多要了3万块钱。修路很辛苦，尤其是这种环山路，需要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即便大家不要工钱，那起码也得吃好喝好吧？没理由白做工。

结果大队书记知道她筹来的是8万块而不是5万块时，居然吓得直摆手，怎么也不敢碰那多出来的3万块。她已经掏钱帮村里修路了，哪里还有拿他的钱买粮食的道理，这不是叫人笑话嘛。

不能这么没皮没脸。

最后这事儿上报公社，由公社书记出面跟唐安妮沟通。要是她不肯收回那3万块的话，那能不能拿这钱也买材料，让另一个村子也把路修出来？

唐安妮表示自己还可以再想办法筹钱，一定要给大家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结果公社却坚持，后勤保障社员们会自己做好，他们只要材料钱。

唐安妮都傻眼了，完全不理解这些人为什么连到手的钱都不要。这片土地不是在搞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吗？难道大家不知道钱是好东西吗？

她百思不得其解，给自己的伯伯写信说了这事。她感觉自己明明是想做好事的，结果却平白给村民们增添了负担。让她们在繁重的农业劳动之外，还要修路。

伯伯给她回了信，给她出主意。她不能光留在村里，她应该出面去县里，市里争取专项修路资金。

僧多粥少，这个钱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拿到。但她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她是华侨子女，为了祖国建设毅然决然回来下乡支教的。她的形象已经代表了一种精神，被时代所鼓励的精神。政府如果有条件，一定会愿意帮她的。有了专项资金的支持，不仅仅是两个村，说不定整个公社都能修好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