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从璟这样一说，李嗣源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汉承秦制，唐继隋规，自隋朝开皇初年废郡存州，地方上一直施行的是州县两级制，天下始有三百余州、近千县。隋祚短暂，州县两级制的问题暴露的还不明显，至唐朝初，弊端日显，贞观十五年，遂分天下为十道，遣使巡按天下州县。

开元二十一年，玄宗许张九龄之奏，设置十五道采访使。其后，采访使渐有发展成地方刺史之上行政长官的苗头。采访使之后，观察使、防御使相继出现，所统属的事务，无不廊括数州，直至节度使大行于天下，遂有藩镇四五十。

“行省，藩镇之别称乎？”李嗣源颇有顾虑的问道。

如今好不容易削平了藩镇，地方节度使除却边关和出战寿春的四镇外，基本已经名存实亡，这个时候李嗣源自然不想“重蹈覆辙”。

——藩镇名存实亡，也正该是确立行省制度的时候。

行省当然不是藩镇的别称，李从璟回答道：“行省只理民政，不涉及军政。”

宰相李琪寻思着道：“景云二年，朝廷有于天下间设立二十四都督府的决议，‘天下诸州分隶都督，专生杀之权柄，典刑罚之科’，但最终却没有施行，究其原因，乃是权重难制。朝廷治理天下，需要强干弱枝，倘使令都督府分天下，则权柄太重，有尾大不掉之嫌，恐是倒持太阿。”

李从璟正色道：“行省非是都督府。区别很明显：都督府有地方一切大权，而行省只有民政之权。地方权柄无非有三：政事、军务、财政，行省理政事，另设军务、财政大臣，其三者相互平衡，又相互制约，则不至于尾大不掉，能拥一地之利而抗衡朝廷。非止如此，民政大臣、军务大臣、财赋大臣既然互不统属，则地方权柄在实际上复归朝廷。”

闻言，众人都陷入沉思。

李琪最先反应过来，露出喜色，“若是如此，当真是再好不过。”

李从璟笑道：“除此之外，可在行省设立刑部分支，掌管刑法诸事，同时设立御史台分支，监察地方。”

李从璟的这个提法，并不单单是借鉴往后哪一个朝代的制度，还杂糅了后世的经验，而且也不单单是后世制度的照搬，既有所精选改良，也适合了当下情况。

“总而言之，往后朝廷分天下数百州为数十行省，可以避免直接统辖数百州的繁杂不便，也有利于地方各项事务的开展，而令行省诸权分立，则是保证了地方权柄收归朝廷，是为加强中央集权。”李从璟最后如是道。

此事宰相们讨论了几日后，都觉得可行，接着便是分天下为多少行省，各省辖境如何划分的问题。

对此，李从璟依照个人经验，大致给出了范围，让大臣们根据实际情况议定。

直到年关将至，各个行省的大致辖境才确定，而后朝廷派遣官员实地探查、最终决定行省的数量和地域，则是年后的事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而与地方行省分权制度配套的，则是朝廷权力部门的调整，同时也是君权的调整。

第850章 天下漕运正当通，中央集权何时强（三）

加强中央集权，是一个自下而上聚集权力的过程，区别只在于天下权力最终汇聚到谁的手里，是汇聚到了一个人手里还是多个人手里。

历史从某个角度上说，本身就是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斗争史，也是君王与臣子的权力斗争史。中央的权力争夺，又突出表现在君王与丞相（宰相）的权力斗争上。

李从璟推行行省制度，收拢州县权柄，最终还是要将权力集中到帝王手里。

既然州县政事、军务、财政，甚至司法权与监察权都分立了，中枢也必须做出相应调整，来接收从州县收上来的权力。

原本，政府首脑是丞相（宰相），天下诸事诸权汇聚于宰相之手。

如今，地方诸事诸权分立，李嗣源、李从璟再另设官员分别统之，则是分宰相之权，好亲领天下权柄。

本朝之所以有任圜、李琪、安重诲等数名宰相，而不是一人，便是同样道理。一宰相掌权，则权重，数宰相分权，则权轻，宰相权轻，君王主动性就大。

李从璟不满足这种“权术”，希望从制度上做出改变，于是朝廷便有政事、军务、财政三位大臣。

换言之，宰相也如往后的州县刺史、县令一样，只有政事权。

“何人来做军务大臣，何人来做财政大臣？”李嗣源跟李从璟商量。

李从璟道：“军务诸事由枢密使统领，只理日常事务，无调动兵马之权；财政另设三司使统领，同样只理日常事务，无调拨财物之权；刑部、御史台既然于州县设立分支，御史大夫不必多言，户部尚书当加同平章事之衔。”

李嗣源很快就领会其中精义，“如是说来，朝廷岂非又多了四位宰相？”

李从璟点头，“虽然名义上不是这样，实际上却是如此。”说到这，他顿了顿，补充道：“往后，执政宰相只设一名即可，不过宰相职责到底繁重，可设副相。”

执政，执掌政府、政事也。执政，即是宰相，即是政府首脑。政府，政事之府，与政事堂意同，是为宰相办公的地方——与后世不同。就时下而言，政府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朝廷。

李嗣源抚须颔首，“此言不错，合该如此。”

李从璟想了想，还有一件事差些忘了，“御史大夫总领监察百官之责，已是权重，当不复再有执法之职。司法之事，悉归刑部即可。”

李嗣源沉吟片刻，“刑部位重，大理寺如何区处？”

李从璟认真道：“刑部执掌律法，正天下风气、秩序，其位不可不重。刑部理律法、刑法、刑狱诸事，大理寺理诉讼，二者执掌仍是不同。”

以后世的说法，大体上，刑部就是司法部并及公安部，大理寺就是最高法院。

之所以是“大体上”，不仅因为大理寺有查案的职责，这时下的朝廷机构，基本就没有跟后世部门，完全切合到天衣无缝的。时代不同，很多东西都不能一概而论。

加强中央集权的诸事算是差不多都定了，接下来除却划分行省、在行省设立相应机构外，还有一件事需要先确立下来。

“枢密使、三司使，将由何人充任？”李嗣源与李从璟商量这件事情。

“枢密使本身就是安重诲，如今枢密使又没了政事权，就更没理由将安重诲换下去，还是由他担任即可，三司使可以让任圜充任。”李从璟提出自己的见解。

李嗣源寻思一下，“就这样处置。”

……

宫城南面是皇城，军情处衙门坐落于皇城东面，与东宫的位置正好相对。

军情处作为某种程度上李从璟的私有财产，衙门以前并不在皇城，前不久议定了要搬进来，这几日正是大搬迁的时候。

——这意味着军情处正在逐步国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