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说是偷听的林蕊了，此刻跟大女儿说起这件事的郑大夫都觉得自己迷糊了。

就跟那个日本电影《罗生门》里头一样，每个人嘴里头关于这件事都有个说辞。

春妮的一鼓作气还没完，她冲着跟随省里领导下来的记者拼命磕头：“记者老爷，请你们用相机记清楚了。我不会上吊，也不会跳河，更加不可能喝农药。要是我死了，肯定不是自杀，而是有人不想让我再张嘴讲话。”

少女的举动震惊了在场的男女老少，也让门帘子后头的林蕊瞠目结舌。

她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芬妮的这个姐姐。

如果说这个十八岁的农家姑娘蠢吧，她却知道用最原始的拦轿告状方式，将这些捅到高位者面前。

能够有如此智慧跟魄力，林蕊觉得不该是纯粹的瞎猫逮到死耗子。

向县里头告状，这件事有可能会被捂住。官场也是个场，赵镇长能掌权港镇数十载，上头要说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谁信啊。

可是这场的辐射范围也有限，也许是县里头的，也许是市里头的，真正再往省里头走，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了。

否则他不会这么多年都没挪个窝。

况且就算赵镇长有省里关系，春妮也不怕，因为她还找到了一个对付权势的最好武器——舆论。

1988年的港镇没有微博没有网络，春妮在记者面前磕得头破血流。

这个林蕊不知道应该怎样描述的姑娘，以一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决绝凄厉施展了她的报复。

她自己就是最大的炮.弹，毫不迟疑地拉开了引线。

无论她自己以及她的家人会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桂芬嫂嫂说只要她还有一口气在，她就支持女儿告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