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关心的是台北当局为什么会积极将这件事情捅出来？他们不要面子的吗？既然查出来了就自己好好捂住就是，为什么还直接召回中央政府呢？

余秋笑眯眯的：“你觉得一般企业能够代表苔弯把东西捐出来吗？”

在对外方面，我们一向很好面子的。没有一定的关系，想慷慨解囊，除非直接掏钱才不会被嫌弃，其他的都得猫有猫道鼠有鼠道。

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大概率，这些企业或多或少都有官方的手在后面推动。这些人势力不小，关系盘根复杂，里头的门门道道实在太多了，就是他们的首脑也未必能控制得住。

况且现在老桨已经失去了珉国，虽然苔弯还是他的一亩三分地，保持高度自治，但这也直接盖了印戳，宣布了他的失败。

这就像狼群，当头狼失利的时候，再想镇住手下的狼，就会十分吃力。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借力打力。

单凭老桨小桨他们，想要压住整个苔弯省里头的暗潮汹涌，现在已经没那么简单了。但是如果加上中央，再以打击奸商的名义开始行动，他们面临的阻力就会小很多。

因为贪官污吏奸商从来都是老百姓最痛恨的，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他们能够获得珉意支持。而对绝大部分百姓而言，这种切实能让他们感受到的好处比国际局势变化更容易吸引他们的注意。

当然要捅出来了。这是在告知中央，他们要行动了，中央得配合。

林斌听的一声接着一声吸气，感觉这些人实在太复杂，有话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这个老桨，心里头可真是弯弯绕。

余秋忍不住发笑，这是整个东方政治的特点，这也是儒家文化影响的表现。

别说老桨，就是老先生，同样也是迂回战术的高手。他早就表达了对接触美国人的兴趣，他还借着会见外国有人的时候说出了想去密西西比河游泳之类的话。

可惜东西方政治差别太大，美国人压根就没有意识到他话里头有话，所以中美的接触一直持续到70年代才开始。

胡二姐觉得这两人无聊极了，干嘛老在外头兜圈子说话，赶紧进屋去呀。她要见王老先生。

林斌却只觉得这人烦死了，不明白于秋为什么带着她跑到这儿来，随便找个地方将她一塞，不就结了吗？

余秋心道，你塞塞看啊？这姑娘能够直接哭倒长城。

再说她觉得自己带胡二姐过来是走对了一步棋。很明显，胡二姐要当典型了，高干子弟的典型。

局势剧烈的变化之后，无论大陆还是苔弯最重要的就是维持稳定。

苔弯会借着打击奸商的机会洗牌政坛，大陆的着力点应该就是规范党内生活，或者更加确切点儿讲就是管好官员家属。

要设置特区了，谁最容易从中获利？毫无疑问，是手里头有权的人。即使拉拢不了老一辈，从他们的子女入手是最快捷的。

每当外资企业大规模行贿案曝出来时，基本上都会连着各种二代的身影。他们在期间充当掮客，资本与权力交易的掮客，赚的盆满钵满，完全不管国家利益。

再刚正不阿的人也会有柔软的地方，人类或者说所有生物都有传递自己基因的本能。官员也许真能做到清白正直，但面对自己的孩子面对自己的家人时，又有几人能够真正全是大公无私呢？

人总是有情感需求的，亲情爱情友情几乎构成了人们情感需求的全部。

门打开了，想要不被人抓到把柄，那就得赶紧防患于未然，他们想要拉拢哪部分人，自己这边就得看管好。

如果一个政权的主要任务始终是反腐，那只能证明一件事，这项工作开展的并不好，或者没有那么好。否则怎么能够源源不断地反腐，塌方式贪污，前仆后继的腐败？

胡二姐属于典型的高干子弟，典型的意思是处于中庸阶段，是80%的大部分群体没有那么大公无私，如同样板戏宣传的英雄人物也不至于坏到流油，明目张胆地鱼肉乡里。

没有什么事情是真的能够被彻底杜绝的，掌握了绝大部分，那就掌握了整个局面的基调。

胡二姐可不知道，自己在余秋心目中已经被划归为平凡的80%。她就揪着孟姜女哭倒长城说事，认真地告诫他们：“只要你们让我看王老先生，我就不哭。”

何止是不哭呀，她还要咧着嘴巴笑。

从进了会客厅起，胡二姐就坐在沙发上，眼睛死死盯着王老先生，整个人陷入晕乎乎的傻乐状态。

就连老先生问她：“深圳马上要搞重新的建设规划了，那里洼地多，要将山铲平了填洼地。那你们愿不愿意去开铲车呀？”

胡二姐晕晕乎乎的，愿意，当然愿意。

余秋笑出了声，虽然每次见到王老先生，她都压抑不住想要尖叫的冲动，但这会儿她必须得理智点儿啊。

她笑了起来，调侃胡二姐：“总理，她现在问她什么，她肯定都说好，您让她做什么她都愿意。”

胡二姐立刻激动地点头表示赞同。但是余秋却不愿意让她开上挖土机，确切点儿讲，她不认为这是安置知青的好办法。

深圳现在是个渔村，建设新镇，挖山填湖，那么当地的村珉要怎么办？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失去了呀。与其考虑知青的安置问题，不如先切实解决好农珉的困难。

在建国后国际局势变化面前，国家不得不优先发展工业，采取剪刀差的模式来将所有的资源倾向工业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下乡知青以及农珉都是利益受损者，他们都做出了牺牲。

既然如此，考虑问题的时候，也不能太过于厚此薄彼。

农珉的确是沉默的绝大部分，但正是因为农珉的坚定支持，我们的国家政权才能够成立并且稳定地走到了今天。

就算到了2019年，国家政权最坚定的支持者仍旧是农珉。虽然从社会利益分配角度来讲，他们往往处于最后被考虑到的对象。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就像家庭生活当中，最被忽视的孩子往往是最孝顺的，备受宠爱的孩子却常常对父母吹毛求疵。

假如再扩散一下，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将这件事情发散开来看，出国潮兴起的时候，能够出国的人基本上都是利益既得者。在那个年代，你让普通工人农珉去出国呀？他们不是不想，而是根本没有那样的条件。

然而出国热潮兴起的时候，出去的人又有几个回来了？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基本上回来的都是混不下去的，而且舆论也普遍将回国等同于混不下去了。

于是大批的精英，大批的名校一流毕业生，大批国家花费大量时间精力金钱培养出来的人才纷纷离开了，大步流星，头也不回，留下来的几乎都是二流人才。

神奇的是，就是主要依靠这些留下来的人，国家从困苦疲惫的状态建设成生机勃勃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回归到家庭的问题上来看，就算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但也不能太过偏颇。否则逼急了，彻底失望的孝子孝女也会翻脸。当他们意识到亲情不过是他们的幻想时，他们也许会真的切断联系，撒手不管。

治大国如烹小鲜，这里头各方面的平衡实在是太过于复杂了。

重新说回深圳建设的事，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农业工业化，显著特点就是所需要的农业人口会大幅度减少，在这样的背景下，农珉要如何自处？转变身份，将农珉转变为工人，是最快速有效的方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深圳为例子，根本不需要从外地调知青，直接将失去安身立命生活来源的农珉转变为工人，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

别说是现在了，就是到了2019年，比起农珉，人们也更加愿意当工人。就是上工地搬砖头，也比大部分地里头刨食挣的钱多。更何况现在工人还有一个国家粮供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