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兵工厂工作有一定的危险性，尤其是火工。全国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几起安全事故。但在那个年代，人们安全意识薄弱，信息也相对闭塞，绝大多数人只知道当火工工资高，也光荣，很少想到生命得不到保障。

事故发生的时候，刘少友不在核心地带，没有立即丧命。

但活着，不比死去轻松。

他全身烧伤面积高达96%，多个器官衰竭，在兵工厂自己的医院里挣扎了半个月，最终没能挺过来。

刘忠贵是老实巴交的农村人，被兵工厂的领导们耍得团团转，不知道好端端的儿子为什么说没就没了，最后还是洛大校方出面，才为他讨到了一千块抚恤金。

在当年，一千块不是小数目。

但一条鲜活的命，绝不止一千块。

没了儿子，生活也没了盼头，刘忠贵时常在工作上出错，有时忘了按时锁宿舍的门，有时误将学生当做儿子，被投诉了几回。

校方可怜他，让他继续留在学校当宿管，并通过学生会，将他的遭遇告知当时的学生。

闻者无不神伤，更有学法律的学生想要为他讨回公道。

但一个失去全部希望的农村老人和几名羽翼未丰的穷学生，哪里斗得过势力盘根错节的兵工厂。

这事后来不了了之。当知情的学生都毕了业，便没有人再提及。

时间也许扶平了伤口，刘忠贵很少再犯错，渐渐地，新来的学生不再知道他背负的伤害，只有后勤部的同事还记得。

强鸣比刘少友大几岁，刚被分配到洛大时，经常受刘忠贵照顾，空闲时还与刘少友打过几场篮球。

刘少友去世后，正是他在后勤部牵头，强烈要求校方出面与兵工厂交涉。这些年下来，也是他明里暗里帮扶着刘忠贵。

上了年纪后，刘忠贵精神出了些问题。平时看上去与正常人没有两样，但偶尔忘记儿子早已不在的事。

他还琢磨着给儿子讨个老婆，不清醒时逢人便说——我儿子生得可俊了，个儿高高的，又有出息又孝顺，还在兵工厂工作呐，一个月工资有600多块！

“老刘在农村的老家已经没人了，我们不能让他老无所依，就在新北区给他分了套房，他平时住在那边，帮忙管理一下小区。”强鸣说：“他犯糊涂，成了嫌疑人的帮凶，的确有错，但请你们别太为难他。他……他可能是将嫌疑人看成少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