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秋天，我记得那是一个天气相当晴朗的日子。窗外的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世界依旧按着正常的节奏运转。那天，我像以前一样去了科尔曼家赞助的孤儿院参观，却不知道归家后有一个大新闻在等待我。

当我那天晚上回到家时，管家太太如往常般向我鞠躬，随后带着沉痛的表情告知了我卡洛琳·麦克布里奇逝世的消息。

我一瞬间有点惊讶，但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并不算太出乎意料。

卡洛琳·麦克布里奇女士是我三岁以前的保姆。她和我早在1976年就去世了的妈妈是前同事——前面也提到过，我的妈妈曾是酒吧舞女，她和麦克布里奇女士曾经在那个被称作“咆哮的二十年代”的时期于地下酒吧的舞台上共事过。麦克布里奇女士比妈妈小几岁，但1991年的她也已经步入了82岁的高龄，确实称得上长寿了。

尽管麦克布里奇女士在我三岁时就辞职不干了，但她仍然与我妈妈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联系。她偶尔会过来我们家吃午饭，顺便关心一下我的功课。我记得她来的时候爸爸基本上都在外工作，姐姐也不怎么搭理她，就我和妈妈会跟她聊天，所以坦诚地说，我对她还是比较熟悉的。

在接到她离世的消息后，我说不上多么悲痛欲绝，但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点惆怅的。记忆中的麦克布里奇女士很健谈，总是一幅乐呵呵的样子，就算在她最后的日子里也一样。我在她住院期间曾经去探望过她一次，那时候她已经瘦削得厉害，一头红发都已经如雪般发白，但那双绿色的眼眸在看到我时依然焕发出了光芒。

“哎，我真想看看21世纪的日出哇。”我记得她跟我这么说过。不过她最终没能在还活着的时候完成这个心愿。

麦克布里奇女士并没有几个与之交心的好友。就是和她走得最近的妈妈，私底下和我提起她时，也总是笑着说“我实在搞不懂卡洛琳在想什么啊”。于是我出钱替她办了葬礼，参加的人确实不多，除却另一位似乎也是她前同事的埃莉诺女士及其丈夫，还有在麦克布里奇女士最后的日子里照顾过她的医生护士，就只有我了。不过，埃莉诺女士和她好像也有很多年没见了的样子，个中缘由我并没有过多询问。

在葬礼之前，我去了一趟麦克布里奇的住所清点她的遗物。多年以来她一直住在那间算不上多么豪华的小公寓，是她辞职保姆之后买的，几十年来她从未更换过住所。

她留下来的东西不多，整理它们没有花太长时间。但是我在其中有一些有意思的发现。

一张学生证。当然不是麦克布里奇女士本人的，上面的照片属于一位有着浅色短卷发的年轻女士，名字叫伊迪丝·霍尔。

我听妈妈提起过这个人，据说也是麦克布里奇女士生前的好友，是比和妈妈关系更为密切的人，麦克布里奇女士年轻的时候甚至和她合租同居过。

只是，后来伊迪丝·霍尔似乎死于一场不幸的意外，妈妈不知个中细节，麦克布里奇女士对此也是闭口不谈。我想这对她打击一定很大，每次当我试探性地向她提起这个名字时，无论她之前笑得有多开怀，也会在听到它的时候有一瞬间的僵硬。然后，她就会迅速地转移话题。

很显然，伊迪丝·霍尔对于麦克布里奇女士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

放置于她卧室床头柜上的相框里是一张合照。其中一人就是伊迪丝·霍尔，另一人是年轻时的麦克布里奇女士，它摄于1928年，似乎是她和伊迪丝·霍尔的唯一一张合照了，因为我没有在她家里找到其他的。我看到这张照片时，它已经染上了时间的灰黄。我将它和别的私人物品放在一起，让它们随着麦克布里奇女士一起下葬。就让她带着她最珍视的回忆离去吧。

至于她留下来的那些财产——虽然不多——但她仍然为它们立了遗嘱，我按着遗嘱的内容把它们悉数捐献。麦克布里奇女士尽管一生都不富贵，不过她依旧愿意为了这个世界尽自己的一份力，我十分相信这一点。

现下，在我提笔撰写这一章的回忆时，我已经垂垂老矣。尽管1991年的我也并不年轻，但当年的我仍然过于迟钝，没有意识到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