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号，她再次要求我脱上衣，我脱了。”

“1月28号，总教练马晋鹏说我目前的状况不适合高强度训练，停了我的集训课程。”

“1月29号，苗萍再一次把我叫到医疗室，问我最近怎么样，身体有没有不舒服。我说没有，但是马教练让我休息。她说再给我做检查，如果我的状况不属实，她可以向总教练开一张证明，证明我可以参加训练，能够比赛。”

“她让我脱衣服。”

“她说检查第二性征发育，让我脱裤子。我怕证明开不出来，也脱了。”

“1月31号，我自己主动去问什么时候能够开证明，苗萍说要对我进行心理测试，评估比赛风险。我问她，是不是每个运动员都要做这些，她说是，说做了就能打比赛，不做很可能要刷下来。”

“我信了，我以为大家都是这样。一直到2月9日，我才发觉别的运动员不会被叫走做检查。”

“可我每天都要去脱衣服。”

“我没有权力说不。她是队医，她说我状况不好，身体有伤，我就只能看别人上场。”薛业试图从苗萍的脸上找到情绪，哪怕是后悔、害怕，但是没有，她和马晋鹏一样，用断绝交流的方式逼控诉者发疯。

但这一回，他不会上当。杰哥说过，听证会进行中不要管他们的反应。

“她确实没有逼我，但是比逼我还要可怕。她只是建议，可如果我拒绝了，我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祝杰闭上了眼，薛业的草稿纸上写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没有办法。

一个少年运动员在队医、教练的双重精神控制下，毫无办法。当年尹泽是，任英博也是。他们都没有逼这些曾经未成年的男孩，但他们的身份，比逼迫更管用。

“检查一直持续到2月21号，我第一次像总教练马晋鹏提出异议，我说苗队医不对劲，总是对我进行检查，还让我脱光。”

“有时候会碰我一下，我就躲。我不让她碰着我。”

“她不穿内衣，总拿身体压我，摸我的脉搏，说心跳不正常。她还喷香水，队医是不能喷这些，可是她有香味。”薛业继续说，好像有人操控着他的嘴，停不下来了。

操控他的是这么多年的委屈和怨恨，无助和绝望。他把它们一股脑抛给了听证检察官，一点点地修复自己。

“到现在我都很怕女人，靠太近我还会吐，恶心。”薛业继续往下说，好像一部电影在眼前展开，细节被不断放大，“后来马晋鹏说他去警告苗队医，我信了，我没有办法，也没法联系别人……”